三、历史研究法：史学走向高端与大众化的努力
历史研究法的科学与精当是史学深入发展的前提与表现。因此，对历史研究法的关注是史学发展各过程的重要内容。即便在危机四伏的抗战时期，史学界同样表现出史观派与史料派的理论争鸣。正如学者所言，“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进步实在很可观。大部分的学者都已经脱离了旧传统，运用以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态度，搜寻新史料，整理旧史料，以近代的眼光到古籍中去梳耙久被遗忘的许多重要问题”[11]。昆明报刊史学当然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
（一）历史比较法。
孙毓棠指出：“现代的史学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比较。我们首先得承认世界上不仅中国一国是文化古国，中国以外当有很多的民族与国家存在，这些民族与国家在不同的发展中，其何以迟，何以速，何以前进，何以停滞，何以落伍？何以有些一度兴隆而灭亡了，有些衰朽归为‘弱小’，有些进而为列强，以及如何才能迎头赶上作为列强中之一强？这些问题恐怕非用客观审慎的比较方法是无法回答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成就，也同样需要比较。”[12]孙毓棠所论极是，唯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发现问题之异同，进而探究问题的真谛与本质。比较研究法已成为我们当下史学研究者所依仗的重要方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方法的合理性。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此处指出了两种比较的方法：一是横向比较，即中国与外国之比；二是纵向比较，即不同时代文化之间的比较。
（二）多学科研究方法。
当时已有学者认识到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王庸指出，“国人之研究中国古史者，苟能善用现代民族学上之发明与材料，当有不少明通之创获可得。是不仅研国史者之一新路，亦研究中国民族学者所当注意也。盖学术分科，本非天然。以专家自鸣而不知博涉，行见其所专者亦闭塞而不通耳。近今研究国史者，其所以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一面固因新材料之发现，一面亦多得诸西方学术之启示；而古代史之有赖于民族学的解释者尤多。”[13]此处，王庸并非单纯指陈民族学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亦意在表明，“博涉”是突破学术分科所引发弊端的有效途径，唯有如此，才能达到“通”的境界，这种认识确具卓见。
钱穆还认为，“历史是一个应该较后研究的学问，我私人意见，最好先治文学，其次治哲学，再次乃治史学。史学贵能体会，经验不老到，无从体会。史学又贵能批判，见解不老到，不能批判。青年先读文学，可使其感情笃厚，想象超卓，再进而治哲学，可使其理智清醒，思索入微，然后进而治史学，乃有根器，可以大成。史学乃人事总结之学，不通文学哲学，如何能通人事，如何遽人事总备之门。所以不通文学哲学而治史学，决不能成为第一第二流的史学家。至多亦是一种末流之史学而已。”[14]钱穆在这里同样表达了“通识”的重要性。虽然学术分科有利于学术之专精，但这种人为割裂，却破坏了学术之间的固有联系，故此，文学、哲学及史学修养与训练是相互维系、相得益彰的。
楚图南也认识到了多学科方法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如在论及西南神话问题时说：“要想对西南民族及其文化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最先得探检，调查，搜集和根据于过去现在的成文的与未成文的史实，各作分科或专题的研究。譬如言语，民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思想等，由初步的分析，比较，以进于统整的认识和理解。又由统整的认识和理解，以进于与四邻文化和民族的交互的影响的研究。”[15]楚氏此处不惟阐发了多学科研究方法，同时也明确表达了用比较研究法治学的倾向。
（三）历史考证法。
抗战爆发后，尽管经世的学风在史学领域有所凸显，但考证法依然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得到重视。此类学者非常重视史料的校勘、考证及搜集。万斯年特别重视考证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因此对史料的收集与考证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在论述碑传的史料价值时说：“个人的传记，虽为个人的专史，但是，因为个人的存在，不论多少轻重，大而至于全民族，全国家，有着影响；小而至于一县一乡，不无关系。所以传记乃为治史的人所重视。碑传的体例，虽重在表扬个人的善行，记述个人的事迹，但其中确有不少并非囿于个人的史实存在。碑传之集，虽在表彰先贤，但有不少史料价值存在其中……其中的有价值的史料，大体可分为五端。而这五端，也便是在吾国所有碑传中，很容易发现的。即是，一，移民的史迹；二，社会制度的记述；三，姓氏的变更；四，文献的著录；五，习俗的记载。”[16]序
楚图南认为：“云南史地上的讹误实是数不胜数，这原因第一，中国的史学家只是硜硜于文字，名词之辨，不能作实地的考证与调查；第二，云南土地辽远，又是蛮烟瘴雨，中土人士，到此不易，所以于这里的史地的研究，只能凭诸传说，或悬想，或揣测。”[15]此处点明，除文本文献外，史学研究还必须重视实地考证与调查的方法。
（四）历史知识社会化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针对当时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即史学与民众脱离及民众历史知识淡薄等，有学者对问题的根源及解决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
费孝通指出，造成民众历史知识贫乏的主要根源在于“我们的历史不但深锁在象牙塔里，而且又是死板板得引不起普通人的兴趣”。历史学家必须“为了普通人民着想”写下一些“可以看得懂，相当有趣，而又和史实相合的读物”，这样才能满足普通大众的需要，历史的出路是必须打破封锁，早日开放，尽快到民间去。[17]此处费孝通关注到了历史知识社会化的问题。姚雪垠也对当时史学研究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批评，如说：“这些对着历史发抖的‘历史学’，他们之所以能在此时此地活跃，唯一的法宝是‘曲解历史’和在历史中找趣……不要说他们没有学的历史眼光，简直是毫无‘史识’，尤无‘史德’。（批黎教授）”[18]
通过上述论者观点看出，一种新型的、能勾起民众兴趣的、且与基本历史事实相符合的、史识与史德兼具的史学作品成为时代的需要。
针对上述问题，张荫麟用实践作出了表率。张荫麟用新的撰述手法撰写《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19]一文，在《中央日报》连载，在当时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他在写给张晓峰（其昀）先生的一封信上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20]74由此可见，张荫麟对历史研究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正因为他拥有了科学的史观、精当的方法及足以吸引民众兴趣的语言、撰述手法，才使得这部名著奠定了其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史学巨擘钱穆给这部著作至高的评价，称之为“国人所需之新史学”[21]。无独有偶，数十年后，另一位史学名家余英时同样称誉该书为“不朽的（monumental）”[20]412。
论及至此，我们是否能够得到如下认识：一般而言，举凡受到民众喜欢、专家认可的著述，都必须具备通俗易懂的言语（向高精方向发展的史学研究，提倡专业的语言规范，此类著述除外）、科学精当的方法、生动活泼的体例等特征，当然，著述要想达到这种境界，著者必须具有扎实的史学素养、为民众着想的意识、用史学服务社会的魄力以及对读者负责的品德等。这也给我们解决当下所面临的历史知识社会化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与启发。
收稿日期：2011-10-3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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