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中国考古学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在艺术、经济、工程等领域已开始出现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可以表明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出现。相对而言，考古学领域还不是那么活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考古学必然要以新的面貌出现。中国考古学将来的作为取决于我们秉承的资源、发展的环境与采取的发展策略。
中国考古学秉承的资源有四重，即金石学与历史考古学、近代田野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现代考古科学技术，现在它们同时影响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国家，相关的研究包括金石、甲骨、简帛、陶瓷、书画、古建筑、造像等等，在清代及其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代田野考古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专业队伍的建立，中国考古学发展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方法与技术，基本建立了中国史前时代的时空框架。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西方考古学从文化历史考古的柴尔德到影响后过程考古学的法兰克福学派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也开创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考古科学技术的引进，如生物考古（包括动物、植物、DNA）、测年技术、分析技术（如石器微痕的观察）等等，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内涵。
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现状主要的问题在于断裂与疏离、狭窄与构建色彩浓厚。金石学与历史考古学的传统没有很好地继承，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断裂。随着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引进，金石学几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种对传统缺乏包容的现代性是需要我们现在进行反思与纠正的。
次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考古学的根本理论，这种宏观的理论与考古材料的研究之间还缺乏关键的联系，或是说缺乏必要的“中间理论”把考古材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考古学实践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考古需要与时俱进，借鉴时代最先进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充实马克思主义考古的思想内容。惟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可能真正成为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再者，相关学科之间缺乏交叉，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都曾中断。如旧石器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地学系统，与人文系统疏离，而其他时代的考古学又不能很好地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仅仅将自然科学技术视为分析考古材料的手段，这种疏离与割裂导致我们可以借鉴的知识资源贫乏。回顾当代西方考古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考古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比如生态学中的文化生态与行为生态理论、生物学的进化论、现象学的方法等等，这些借鉴都是理论层面上的，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
其四，学术理论基础的狭窄限制了竞争性范式的发展，因此在讨论问题中缺乏创新的角度。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从理论研究出发，它是演绎逻辑的；第二个方面是从考古材料出发，是归纳逻辑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类比逻辑，如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55）。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审视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不难发现理论研究非常缺乏。理论有什么用呢？理论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告诉我们事物变化的内在原理可能是什么。比如说研究农业起源的问题，主要理论的提出者如柴尔德、布莱德伍德（Braidwood）、宾福德、科恩（Cohen）、海登（Hayden）等提出理论时并没有多少考古材料的支持，他们的理论提醒田野考古学家们应该注意那些能够说明问题的现象。由于有众多的理论研究，我们评估农业起源的考古证据时就不会只是孤立地去找植物的种子或是动物的遗骸，我们会研究遗址的位置（狩猎采集者与农民的文化生态研究表明他们在选择居址时的考虑因素是不同的）、周围景观的变化（农民会较大程度地改变当地的植物景观）、土壤的结构（农业活动会影响它）等等；我们还会去研究考古遗址的结构、器物组合、遗址活动的类型等等。狩猎采集者除去利用海洋水生资源外绝少有能够定居者，按照这个理论（56），我们就可以推知定居就是农业开始证据之一。理论是研究的先导，缺乏理论研究，学科的活力就受到了制约。
最后，考古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受到时代背景决定性的影响，研究不能回到历史的真实，又缺乏类似于后过程考古学的多重话语的互相批评，社会构建的色彩浓重。所谓社会构建是指把当代社会的认知习惯、意识形态等未加反思地用于对考古材料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当代社会高度重视技术、以经济为中心，这是不是等于史前所有社会都是如此呢？又如考古学家通常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视为母系氏族社会，这一社会阶段具有普遍性吗？当代科学哲学领域在不断地批评科学的客观、实证所掩藏的人为色彩，以我们最为看重的考古材料而言，它是客观的吗？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古代的材料还是我们认识到的古代材料？我们的研究者在得出认识之前所依赖的理论与知识背景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认识的呢？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客观，又如何回到历史的真实？科学的精神需要反思与创造，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科学就是在纠正过去的缺失与创造新的解决方法中进步的。我们需要知道无论哪一种方法，其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也即是说当它刚刚形成的时候，面临的问题相对简单，解决问题的效率很高，而当它要去解决更加深入的问题时，往往效率递减。要保持考古学研究的活力就需要我们不断反思与创造。
注释：
①Kuhn,T.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6.
②Daniel,G.E,A Hundred Years of Archaeology.Duckworth,London,1950.黄其熙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③Trigger,B.G.,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89.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Clarke,D.L.,Analytical Archaeology.Methuen,London,1968.
⑤Meltzer,D.J.,Paradigms and the nature of change in American archaeology.American Antiquity 44:pp.644-657,1979.
⑥Sterud,E.L.,A paradigmatic view of prehistory,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pp.3-17.Duckworth,London.19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