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史学”的民族主义指向一：写民族-国家发展进化的历史
历史书写主体及其书写内容的界定，是判断某一史学本质最根本的依据。历史书写的主体就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有没有历史主体以及历史主体是什么，有着不同的观点，所以对历史主体的判定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水平以及人们的阶级立场。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家是如何界定这个问题的呢？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与奠基之作。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对历史性质进行了三个层次的界定，第一个层次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即新史学以进化现象为书写内容，划清了与旧史一治一乱循环史观的界限，他认为：“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35）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表达了相同的见解：“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36）曾鲲化也指出：“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地。”（37）新史学书写进化现象在时人已成共识。
历史是叙述进化现象的，那么是叙述谁的进化？构成这历史的主体是谁呢？梁启超对史学界定的第二个层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38）这里的“人群”也就是人类社会。如果说梁启超的“人群”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味道，更多的人则进行了直接地表述，“以广义言之，则天体之运行，地势之变迁，与夫一切动植物之类族辨种，胥属于历史之学科。以狭义言之，则观察人间社会进化之现象而已”（39）。“故历史者，以人类社会进化之现象为范围”（40）。在一些教科书的叙论或序中，也有同样的界定：“历史者，考究社会人类进化之阶级及法则者也。”（41）由此可知，学人们已经自觉地以人本主义的观念界定历史主体，历史主体不是神，也不是绝对精神，而回归到人类社会这一广阔现实的领域。
人类社会或者“人群”的进化是有阶段性的，包括了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也就是可以进一步确指的。在梁启超对史学进行界定时，就将“人群”具体到他所处的当下时空，“人群”即“人种”已经发展到“民族”阶段。他曾明晰地表述了人种进化的历程，并如此来定义“历史”：“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他进而总结道：“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42）由此可知，就梁启超所处的当下阶段来讲，人类社会的组织单位是“民族-国家”，人种已发展到了“国族”的阶段。这里“国族”就是“民族”，成为历史的主体，民族进化发展的历程成为历史叙写的内容。在20世纪初年，由于时人刚刚接触到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知识，他们并不能明确区分“种族”和“民族”，通常是两者混用。
“人群”直接指“民族”，在梁启超同一篇文章中就可以得到验证。他说：“史也者，非记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一述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43）在《中国史叙论》中，他强调“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44）；在其《〈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他同样界定道：“史者，所以记一民族之发达进化及其与他民族之竞争交涉，故必深明各民族之位置，然后其交涉发达乃可得而言。”（45）在更多情况下，他会在“民族”之前加上“中国”或“中华”两个词，这时“人群”又成了“汉民族”。梁启超提出这些理论概念以后不久，就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以1903年为界，他摒弃“一民族一国家”的局限，开始“大民族主义”的呐喊。但更多的人却接过了他前此的衣钵，同样以民族作为历史主体来定义历史，“普通所言历史者实不过地球各国国民华离破碎之现象，而细观之，实不过各当国中最有势力之一民族飞扬活动之现象。故以最狭义言之，实不过民族之历史”（46）。邓实也认为历史就是“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47）。刘成禺论证说：“夫所重乎历史者，重其能述一种民族中一团体一分子之原理、其苗裔繁衍之情况，描写祖国惠彼后人，使生爱种之遐心也；逆叙一种民族中已去事实、将来影响，足以扩充吾种之条例、代画保种之良策也。”所以，“史学者，考究人种进化之顺序及法则之学也，非属形势上之证迹而为社会中之生活。史学于社会，舍人种进化之顺序及法则，别无可言也”（48）。傅岳棻的《西洋历史教科书》也认为：“历史者何？记载人种之生存竞争而已。有人种，然后有历史，无人种，则无以为历史。人种固历史之主要也。”他还为“西史”下了一个定义：“夫人类进化，以全国全种为准，而历史以表其全国全种进化之现象为界。则断之曰：西史者，泰西全国全种进化之鉴，靡不可也。”（49）通过西方历史的考察，傅岳棻强调写作民族-国家史的必要性：“历史固以人类进化为范围者也，然人类进化，当合全国全种以较其差率。若但以一部分及少数人观察之，则泰西今日宏达之士，未必远胜希腊柏阿诸儒……则以全国全种之人群，乘时际势，相激相竞，相摩相荡，相输相衍，而智慧、才力、道德俱臻进步，而占最高之位置也。”（50）
有的革命派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爽快的表述：“历史者，叙民族之进化，导后来之发达者也。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51）“中国历史者，汉族统治之历史，而非一人之家谱。故叙事专叙民族盛衰之原因，而于一人之事，多从略焉。”（52）
正是在理论上有这样一些认识及随之而来的史学实践，特别是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推动，出现了《中国人种考》、《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的过去与未来》、《黄史》等一批研究汉民族历史的论文论著，一些历史教科书也声称是以汉民族为本位进行的历史编纂，这样导致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一个研究汉民族史的高潮，用以作为排满革命的宣传，为建立汉民族-国家服务。而梁启超、蒋智由等的“民族”则更多地是针对当时侵略中国的西方民族，他们相继写了《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世界民族竞争之大势》、《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人种考》等论文论著，力图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引导到立宪救亡的道路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