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史学”的民族主义指向二：写国家-国民发展进化的历史
至此，对“人群”、“人类社会”的理解并没有结束，民族主义理念是有着双重蕴涵的：“民族主义者，对外而有界，对内而能群者也。”（53）--对外而言，各国是由民族为单位组成；对内而言，国家则应由具有合群进取精神的现代国民构成。“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成国者也。”（54）由此，时人对历史书写主体也有更进一步的界定，对历史的定义也有对外对内的两个层次：对外是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对内则是国家-国民历史叙事。前面已经指出，学人对民族主义的解读中，新国民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叙写民族国家历史的史学，国民的地位也毋庸置疑。这样，“国民”也就成为了历史更为直接的书写主体。
从历史纵向发展历程的视角，赵必振对书写国家-国民史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史之体有三：神权之世，则为神代史；君权之世，则为君史；民权发达之世，则为民史。”（55）邓实在《史学通论》一文中也提出：“余谓史亦有三等：上世一等为神权时代史，曰神史；中世一等为君权时代史，曰君史；近世一等为民权时代史，曰民史。”历史已经发展到应该放弃“君史”，而以国民发展进化为历史书写内容的历史时期，即“民史”的阶段。邓实进一步指出这一历史阶段的具体时间：“十九世纪为君权过渡民权之时代，十九世纪以前地球皆君史无民史，十九世纪之后，地球又将皆民史无君史。”（56）
梁启超总结说：“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57）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内容：“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58）
黄节引用别人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西方哲儒论史学之关系，有国家与人种两端。柏林史学大会宣言曰：提倡民族帝国主义，造新国民，为历史家第一要义。否则，外族入霸，国恒亡。”（59）
曾鲲化认为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最[撮]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60）。据此，他如此进行历史叙事：“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轩文轾野，去锈发莹，以为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61）
陈黻宸也说：“我观于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夫欧美文化之进，以统计为大宗，平民之事，纤悉必闻于上。是故民之犯罪者，自杀者，废疾者，婚嫁者，生者，死者，病者，有业者，无业者，每年必为平均分数，而以其所调查者比而较之。比较既精，而于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否，析薪破理，划然遽解，斯所谓弥纶一代之巨作矣。”所以他认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62）
当年的许多历史教科书，也宣传以国民为主体的历史书写：“历史者，泛而视之，不过人世之记录，然精而解之，则举组织文明史之国民，而核其起原与进步者也。历史所以如此高尚者，乃就脱草昧之境界，结有政之社会之国民而言也。故其记载之区域，亦以影响及于古来世事本体，以成就当今世态之国民为限，此区域即谓之历史之本部。”（63）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20世纪初年史家对新的民族主义叙事有很清醒的一致性认识：写民族-国家发展进化的历史，写国家-国民进化发展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史”与“君史”的解读中，学界认为两者是对应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体现了新旧史学书写主体的根本性转变。但有些学者就此认为“民史”与“政治史”是对立的，则有些偏颇了，其实，“民史”与“政治史”是分属于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当时的“民史”并不排斥政治史，并不只是民间生活的写照；相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场域中，政治是“民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只是“民史”语境下的政治已然是新的政治，是国民的政治，已经根本不同于“君史”下的传统政治史。
“新史学”界定了自己书写的主体及书写内容，即要书写民族-国家、国家-国民进化发展的历史，也就确立了“新史学”要达到的功能及实现的任务，而史学功能与任务反过来也确证了“新史学”的民族主义本质。
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对“新史学”第三个层次的界定是：“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是对“新史学”根本任务的论说。为什么必须求得“公理公例”，归纳为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64）相对于传统史学来说，这是对史学价值的重新界定，历史研究的功能不再是“资治”、“教化”，而是在进化论的思路下，史学站在了人类社会当下的时空之中，记述过去，是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走向未来。“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65）史家要把国民放在心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寻求，更重要的是因为时刻萦绕于怀的民族兴亡，新民热望！它既是久远的理想，也是当下的现实诉求。
貍照认为整理古籍作为教科书应该这样去做：“中国礼经，所存者皆三古制度，占古史一大部分，其文繁缛，以是施于教科，当依戴东原《七经小记》之义例，条列各事，取古说之可信者，以著明其因果，凡关涉一群之大事，如封建、井田、宗法，如冠、昏、丧、祭，如明堂寝庙，一一为之疏明，使古代制度，犁然在目，读者之精神能与三古相接，爱国之念自然摅发，承学之士，又得有稽考，不致误用，功力实为今日制作之大业也，今日编国史教科书，能明此意者盖寡。”（66）即应该以刚刚接触到的历史哲学知识去整理，条贯之，其中应有对民族兴亡“公理公例”的探索以及爱国主义旨趣的表达。
傅岳棻强调过去、现在、未来的贯通，重在当下避免“陆沉”：“讲求历史者，非研究过去之事实者也，乃研究过去事实之遗存于现在影响于现在者也。欲知过去，实为欲知现在，过去可不知，现在不可不知，不知现在，则无以处此世界。欲知现在，即不可不知过去。过去者，现在所自出也，故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研究历史之法，在即过去事实之陈述，以发现真理，说明现在，预察将来。而知社会之起原进化之目的，历史家以此为宗旨，读史者亦以此为要义，历史家本此以构造历史。”（67）总之，历史被分成了两个层次：事实的部分和解释的部分。后者是民族主义史学更为着重的内容，也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部分。通过进化发展的理念把历史事实贯串成通往未来的宏大叙事，是史学的任务所在。
同样的道理，正是新的历史书写内容及书写主体的确立，对历史规律追求的普遍认同，决定了史学界对史料取舍的态度；而对史料的去取，体现的也是民族主义的信念。章太炎道出自己准备写作通史的史料取舍情况：“静以藏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藏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胪举蜀才，不遗小大；及为《蜀志》，则列传亡几。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68）强调了以新的史学观念为取舍史料标准的倾向。
《新体中国历史》标明自己既不关注“无益之考证”，也摒弃“泛漫之议论”，其侧重之处在于“惟着眼我邦建国之体制，历代之大事，忠良贤哲之事迹；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施；政治之沿革；文明之进步；实业之发达；风俗之变迁等事，自能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立此争竞之世界，庶实受历史之效益欤”（69）。他们希望通过民族主义史学的书写，贯注其生存竞争的历史哲学，以启蒙民众参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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