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日记更有“若岑氏则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一语：
岑氏论府兵之制，不仅与陈寅恪氏之说不同，且亦不同于唐人之说……唐高宗、武后两世屡幸洛阳，或驻留甚久，其原因非一；然为漕运之艰，意在就食，当亦重要原因之一。岑氏举关中岁丰、洛阳岁歉之时，皇帝亦幸洛阳。诚有其事，然不能举此一二例外之事为反驳之论。研史应于通中求专，若滞于小事细节，而谓历史上及其显然之事为不必然，则其失必多。窃谓岑氏治史或未免于此病……近来作家往往胸中先持一成见，曲引古籍以证成其说，合则引用不惮其烦，不合则避而不谈，违史家实事求是之旨，吾所不取。窃谓陈氏治唐史最能通贯，且引证以明之，是以绩效炳然，诚近来史家之杰。然常有不信唐人之说。而独申己见，如所谓关中本位政策，余不敢信以为然，犹待考辨而后定。不过其治史方法，尚近乎实事求是，未可遽加非难。若岑氏则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所引诸证亦能穷原竟委，为陈氏注意所未及（笔者按：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但不能贯通前后，以求其大端所在，失之其细已甚，恐不足服陈氏之心。总之陈、岑二氏有一共同之点，即不甚（信）唐、宋人诸巨作，而引琐闻杂记及叶水心等泛论不衷之言，以驳斥接近第一手史料之作风，尚待考虑其是否正确（49）。
6月22日日记复卞孝萱函，则不仅对岑陈学术做比较，更将二者与当日同类撰著做对照：
现世以治隋、唐史名家者，前推陈寅恪、岑仲勉二氏，皆能殚见洽闻。而陈氏尤为通博，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最为独出冠时，不识足下曾取而读之否耶？岑氏有《隋唐史讲义》，供各大学参考，尚未公开发行。其立论往往与陈氏异趣，但因其中交叉之处甚多，亦有互相发明印证之益，其可尚者，在能博而不在其能通也。近来尚钺编著《中国历史纲要》最为有声，关于隋、唐之政治制度部分，大抵以陈氏之说为主。但有一节，陈、岑二氏书中皆于生产经济尚未触及，尚著则并此二者而贯通之，即为后来居上之显徵。至于杨志玖论著之《隋、唐、五代史》虽出版较晚，声名亦不如陈、岑、尚三氏之昭昭在人耳目，但此为新生力量不可忽视之一种。此书着墨不多，但能扼要叙述，凡前人可取之结论咸能网罗在内，实不愧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作……如陈、岑二氏于新理论尚未能全部接受，即为其美中不足之一，杨著虽晚出，但于理论一端则差胜（50）。
细读金氏日记前后文可知，尽管此时的金毓黻尚未正式研读陈氏二“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1），但以其早年治史学史而获得的学术敏感，对岑著求“专”而陈著尚“通”的学术特点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区别。当然，金毓黻对岑著评价并不算高，不过却仍指出其“亦能旁征博引，证明陈氏所论之不尽确当”“能殚见洽闻”“往往与陈氏异趣，但因其中交叉之处甚多，亦有互相发明印证之益”等可称道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从金毓黻日记中的这些比较来看，在他眼中，岑、陈二氏著作倘与后来采用“新理论”的尚钺、杨志玖等人著作相比，仍不免偏向于“专”--其复卞孝萱函所提到的“美中不足”显然正指此而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所说的“通”，其实更接近于贺昌群为《隋唐史》所撰书评中所强调的那种“通”：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理出“一代历史发展的线索”（52）。这一点，或许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已然占据此时史学界之主流有关，以致金毓黻这样浸染“考据之学”多年者也不免受其影响（53）。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用“专通之别”来判分岑仲勉与陈寅恪之治学思路是否恰切，仍是需要斟酌的问题。
六、断代史编撰中的“通”与通史讲授的专题化
本文开头所提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为《隋唐史》一书所作“出版说明”中即讲道：岑著讨论问题的方式--“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应该说，这一特点运用到全书每一节基本上都是合适的。岑仲勉在《编撰简言》中即提到：
通史讲授，多浑括全朝，然有利亦有弊，其结果往往抹煞多少时间性。本篇编次，有时序或重点可循者，仍按后先叙述，不特求与通史避复，亦以补其所略……历朝制度、名物，每更一姓，虽必有所易，然易者其名，不易者其实。甚至外族侵入，仍有相联之迹（如唐府兵与元怯薛，特勤与台吉，莫离与贝勒等），故每论到典章、文物，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
中国史学素有“原始要终”的学术传统，岑仲勉自幼谙熟尤具这一学术特点的“三通”（54），所以，尽管此书“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但重视对每一问题的源流本末予以通盘考察的倾向仍是很鲜明的--“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55）。如书中对隋唐官制（隋史第二；唐史第五、五十三节）；隋唐时期突厥、吐蕃等外族与中土之关系（隋史第四至七、十二至十四；唐史第二、三、八、二十六、三十至三十二、四十七至四十八、五十二节）均予以专题考论；再如论隋之政治（隋史第一、三、十、十一节）、经济（隋史第十八节）、文化（隋史第十五、十六节）等。唐史六十八节，更广泛讨论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不同专题，仅经济一项，即先后分细分题目讨论到漕运（第十一节）、马政（第三十三节）、均田制（第三十六、三十七节）、租庸调制（第三十八、三十九节）、户口问题（第四十节）、中唐以后理财言论及方法（第四十一节）、钱币及矿冶（第四十二节）、庄田（第四十三节）、手工业及物产（第五十七节）、市虚及商务（第五十八节）等。可以说，全书所列隋史十九节、唐史六十八节实可谓八十七专题，大体依时代为序，详细论列隋唐二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水利、学术、历法、艺术、服饰、社会风习、民间俗语等各方面问题，称之包罗万象毫不为过。而且，每一问题之论述，也确可谓“求类乎通史之‘通’”。
表面上看，这种“通史”撰著法与陈寅恪很相像。陈寅恪自30年代前期即开始讲授“晋至唐文化史”课程，他曾自述该课程要旨：“本课程是通史性质，虽名为‘晋至唐’，实际所讲的，在晋前也讲到三国，唐后也讲到五代。因为一个朝代的历史不能以朝代为始终。”就此而言，这与岑仲勉的思路没有什么不同，《隋唐史》论府兵制也会讲到隋唐以前（唐史第二十节）、讲均田制也注意对北魏部分（唐史第三十六节）、讲唐末黄巢革命也会注意到延续至五代十国时期之沙陀部问题（唐史第五十二节）。
同时，陈寅恪又提到：“本课程虽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讲法，不宜于大学。”（56）对照其《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所列十一个专题--自作家门事（笔者按：课程相关阅读史料）、葛洪论晋之代魏、通鉴（笔者按：言其修撰条例及价值）、封建、徙民事、胡貌、五胡、胡书之碣、蜀薛、东晋初中洲人与吴人之关系、北魏之汉化、北齐之鲜卑化；《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备课笔记》所列二十四个专题；《两晋南北朝史（高等学校交流讲义）》所设十九个节目（笔者按：万绳楠据其本人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听课笔记整理之《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更设立为二十一篇）；以及《唐史讲义》十九个问题（57），似乎与岑仲勉分“专题”撰通史的做法也差不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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