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所谓“主导地位”，含有这样的指向：新中国建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相当规模，只是未成“主导”、“主流”；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其他”史学也并未消失殆尽。即使以“史观”和“史料”为两大分野来看待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上说，截然将二者视为对峙也不太可能。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史学（本文所论均指中国大陆地区史学），无论是在历史观、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建制、研究格局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包括史学史在内的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的分期不一定完全同步①，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形成史学史分期与社会政治史分期同步，应当是清楚的。新历史观的接受、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的变化方面，则必然反映到这一时期史学家群体研究路向的转变上，此为我们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以后的新中国史学的关键。就目前对当时的史家群体的研究状况而言，比较集中于考察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五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的环境下是怎样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以及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为数不多的“旧史家”在新的时代中各自的态度、研究路向的变化等。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主要指那些出生于20世纪初、有着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年龄大致在40岁上下、正处于学术生命的旺盛期的史家群体②。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了解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在他们的史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新的观点方法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
一
如果从民国时期史学来看，尚可划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大陆的史学学术版图上，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何家何派，均很快统整于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
1951年7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史学会，之后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成立了分会；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第一所、第二所，近代史研究所改称第三所；1959年设立历史所世界史组。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重点院校的历史学系被重组。1951年1月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刊《新史学通讯》（1957年该刊更名《史学月刊》），同时创刊的还有《历史教学》（由李光壁、张政烺等创办，后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以及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轮流主编；1954年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历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成为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学术杂志的领导者、负责人，如郭沫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范文澜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翦伯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侯外庐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振羽任大连大学、东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尹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刘大年任《历史研究》副主编等。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学术位置（包括任职单位）上的变动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他们在掌握了新中国史学话语权的同时，不仅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规划和展望，而且还反思和检讨了以往过重利用史学的现实功能、强调以古喻今的影射史学等非学术化倾向。如范文澜在1951年批评自己以往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这本书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③翦伯赞也说：“我在解放前，也常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④马克思主义史家已经意识到以往出现的非学术化倾向，力图在主导地位确立后能够加以克服。
这一系列的学会及研究所的建立、院系调整、创办杂志等学术建置方面举措的实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在“硬件”方面的实际保证，而在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软件”方面的规定和导向，随着上述新中国史学建置的渐次形成以及一系列知识分子学习和改造活动的展开，也很快明确起来。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该研究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⑤由新史学研究会发展而成的中国史学会于1951年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出的纲领性意见则更为明确和具体。郭沫若在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致辞中，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学已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为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⑥实际情况虽不一定如“转向”一词所示的已属“完成时态”，但是在“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所作的“转向”目标已经非常明确。黄元起在《新史学通讯》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一文，也强调新中国历史教学是以建立唯物史观、使学生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等为目的。⑦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中心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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