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家群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有建树，治学风格虽以历史考证为主，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又不尽相同。相对陈垣、陈寅恪、顾颉刚这样的曾经有着重要学术地位和广泛学术影响的少数史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外，以“中生代”史家为主的、为数更多的史家面对新的现实状况，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贯彻运用于其历史研究中去，是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各高校历史系及研究院所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各种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如翦伯赞在1949年底在北大演讲“历史与历史唯物论”，1950年4月郭沫若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在北师大，“（侯）外庐同志亲自在全系讲授《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与使用》等课程，他讲的时候，全系师生都去听课，课后组织教师座谈讨论”。⑧从“旧社会”而来的史家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学习经历，如谭其骧说：“解放后第一年，浙大历史系停课，教师专学马列主义，在这一年内看了不少经典著作。”⑨
“中生代”史家大多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在新中国建立初年正值40岁上下。他们在此之前已有成果问世并且在史学界已经有相当的影响。经过院系调整，他们多已隶属于相关高校及研究机构作为各自的工作单位，由此大致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史家群体相对稳定的区域格局。如北京大学史学系的邓广铭、张政烺、齐思和、邵循正、苏秉琦、周一良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白寿彝、赵光贤、何兹全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翁独健、林耀华、陈述、傅乐焕、王锺翰等，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谭其骧、杨宽、田汝康等，华东师范大学的郭圣铭、陈旭麓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等、吴于廑等，厦门大学的傅衣凌、韩国磐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朱本源等⑩。
他们大多是各自单位中的一线教师，在编写教材讲义和课堂讲授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教学。这对那些已经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研究上基本定型了的“中生代”史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张维华说他“初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时，真是如读天书一般。……由于历史系的同事都在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我也受到他们的启发，也跟着他们走。我开了一门新课程，即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占有形态、赋税田租等剥削形态、农民的封建隶属性等问题，并写成了一部讲义”。（11）赵光贤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和教师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希冀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我也追随大家之后，但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除了少数人老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是初学，因而在讲课、写论文中，有的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以后学习多了，明白的也多了，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12）“就全国范围而言，建国初的四五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相当不成熟……高校中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则从不同角度探讨经典作家的理论命题，只是通过编写教学讲义来交流学习经验。”（13）学习、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结合贯彻于讲稿讲义和课堂教学中，这对于“中生代”学者而言是当务之急的教学任务。邓广铭“在讲课中曾向学生提出过，地理、职官、年代、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为此多次受到会上会下的点名批评，邓师（指邓广铭--引者）被攻讦的最大理由是，‘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四把钥匙”只是邓广铭向学生传授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并无太多关联，却仍遭批评，可见教师在教学中的压力。实际上，邓广铭“常常为进行对比研究，为开阔思路而求助于理论学习，常常重复当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话：有了许多制钱，还要把这些制钱贯穿起来的钱串子（指理论）”。（14）郑鹤生回忆说：“解放后担任中国近代史课程。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指示我们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以前讲授的中国近世史，迥然不同。”（15）在山东大学，“解放以后首先遇到的是开新课的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都是当时教师们不熟悉的，世界古代史里要讲古代东方史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没有人教，丕绳教授一一把它承担起来。”（16）
通过学习、教学和科研，“中生代”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有了了解和体会。杨志玖说：“学习了马列主义，开阔了视野，对过去模糊的认识清楚了，有些真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17）韩国磐认为：“在解放初的三四年中，我集中精力，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试用这一理论去探讨其他学科的问题。固然学得还很肤浅，但受到的教育启发很大，这不仅使自己在治学方面有了质的变化，而且赋予自己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巨大的动力。解放以来自己能够担任多种课程的教学，能够发表较多的论文和著作，这几年的学习是个关键。”他曾引用《荀子·劝学》的话来形容他的感受：“‘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在一定的条件下，突破关键的一点，确实可以推动全局的。”（18）赵光贤总结道：“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作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那里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19）这里引用的材料主要是相关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述，难免有着时代印记，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所讲到的感受是真诚的，他们所说的收获也是可信的。“中生代”史家在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很快运用于教学、科研和学术讨论中，在他们的学术历程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面貌。
二
从编写教学讲义到撰写研究论文和著作，从关注新中国建立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到投入其中并形成一家之言，来自不同师承、学派的“中生代”史家的课题意识和研究方向逐渐趋向一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从考据到理论，考据与理论相结合；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关注并参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投入到社会经济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主要学术目标。“中生代”史家在“十七年”时期不仅完成了自身学术研究特点的转变，也使他们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这里不能尽述，论列仅及数人。
王仲荦是章太炎门下弟子，曾撰有《北周职官志》和《北周地理志》等书稿，1947年即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一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王仲荦的治学路向的转变，有学者评论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既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要精通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王先生在这种结合上走在了史学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20）王仲荦于1961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上册），这部著作的撰写即缘起于编写教材，“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同时开始编写一部讲义，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写成《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这一部断代史”。（21）这部著作被称为“建国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断代史著作”。（22）王仲荦发表的关于古史分期的第一篇文章《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23），“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24）众所周知，王仲荦是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连载长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25），该文的基本观点是把奴隶社会分为战国前和战国后至秦汉时期两个阶段，到了魏晋时期，封建主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把“部曲”、“佃客”束缚在土地上，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成为主导，中国历史进入封建制。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魏晋封建论经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人的论证，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之一，它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同为最主要的分期观点，被称之为“三论”，王仲荦观点的贡献和影响由此可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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