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懋春先生（1926-1996）是我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坚定信仰唯物史观，虔诚学习马列主义，爱党爱国，赓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配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在史学理论、中国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历史科研组织、历史教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理论修养深厚，思维细密，下笔严谨，作品大气；为人率真，尊师重教，不苟言笑，气质高贵，深受史学界尊重，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学术向路
葛懋春，又名方晓虹，曾与庞朴共同使用笔名鲁春龙。生于1926年2月，安徽省肥西县刘河乡葛大郢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1946年8月毕业于舒城晓天安徽第七临时中学。同年9月，由于仰慕青岛风光，放弃家乡的安徽大学，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开学后不久，即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与进步同学组织历史研究会，研读马列著作，师从中国哲学史家赵纪彬。1948年夏，受国民党迫害，流亡南京、上海、台湾。1949年春节后，由台湾返上海转青岛，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继续学习①。1950年冬，参加山东昌潍专区土改工作组。1951年，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编委会常务编委兼秘书，达六年之久。同时讲授哲学、马列主义名著选、联共（布）党史、中国思想史、史学概论等课程。其间，师从华岗、杨向奎、赵纪彬，发表毕业论文《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文章运用农村经济理论，分析作者在土改调查中搜集的山东农村资料，论证土地改革的必然性。其后，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探讨上，在《历史教学》、《文史哲》、《大公报》上推出了几篇颇为醒目的文章，同时与赵俪生、赵宗复进行了学术讨论。1953年，应华东人民出版社之约，在先前论文的基础上，编写了《基础和上层建筑》（1954年9月出版）一书。三年之内，七次印刷，印数超十万册，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最高理论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是青年葛懋春激情澎湃、展露才华、奋发有为的时期。当时，山东大学名师云集，气氛激昂，思想活跃。他置身于浓烈的马列主义学风中，全身心投入到对马列主义的教学与宣传，力求用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旧中国的学风与文风，塑造全新的学术样态。他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在自觉顺应并推进新政权总体政治格局的思想指导下，大力促进学术繁荣。他在总结华岗的学术贡献时曾说，华岗这一时期论著的根本特点，“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历史实际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②。华岗的这一特点，也正是青年葛懋春的特点。华岗、赵纪彬是葛懋春先生终生尊仰的学术导师③
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的工作情形时，葛先生说：“华岗同志是山大兼任教授，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师，我因为听他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鲁迅研究等课，经常向他提问，同他比较熟悉。毕业后，我留校当助教，兼任《文史哲》杂志常务编委和秘书，彼此接触机会更多。”“我那几年习作的稿子，没有一篇不是经过他审阅修改的。我的毕业论文《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是我的处女作，记得就是由赵俪生教授推荐，经过华岗同志审定，在《文史哲》第一卷第三期上刊登出来的。”如果说华岗在解放后有学术传人，葛懋春先生当名列前茅；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有华岗一系，葛懋春先生应是重要成员。
华岗是《文史哲》杂志社社长。每次召开常务编委会前，葛先生都会向华岗汇报对稿件的初审意见。耳提面命间，他的理论水平迅速提升。《文史哲》的编委大多数是山东大学文科各系教授，皆为饱学之士。葛先生与之共事，可谓出道之初，即置身于第一流学林。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密切地与著名教授如童书业、陆侃如、冯沅君、杨向奎、赵俪生、吴富恒、萧涤非、黄云眉、丁山、高亨、王仲荦、高兰、殷焕光等人交往，学识大进。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文史哲》是衡量我国学术状况的重要窗口。杂志所刊登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重要文章，主要是由于华岗的积极策划、推动和领导，但也凝聚了葛先生的心血。《文史哲》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批判胡适学术思想的学术期刊。据葛先生说，从1952年到1954年，《文史哲》涉及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有六篇之多，1954年第5期还特别发表了童书业《批判胡适“实验主义”学术思想》的文章。批胡适、树马列，是华岗一以贯之的学术宗仰。所以，葛先生后来指出，从《文史哲》很早就批判胡适可以看出，该刊1954年发表李希凡、蓝翎轰动全国的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绝非偶然，而是华岗办刊思想的必然。它既不是“作者奉命写作”，也不是“编者奉命刊登”，而是“解放初期山东大学的师生，联系学术界实际，批判唯心史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产物”。
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葛先生平生的“精彩”一笔。由于毛泽东的关注和介入，这一事件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但是，葛先生很少对人提起这一事情，从未利用它来捞取政治资本。他说：“《文史哲》常务编委会发表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接到任何上级的指示，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到它后来在思想界产生多大的影响。文章发表后，连《人民日报》编辑部都不知道作者的通信地址，《文史哲》编辑在接到该报长途电话询问作者通讯处时，还不知什么原因。这说明《文史哲》发表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什么精巧安排。但是应该承认它和华岗同志领导下的《文史哲》，比较重视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比较重视刊登不知名的年轻人的文章是有关系的。”④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
李希凡后来也回忆说：“学兄、老友、《文史哲》当时的责任编辑葛懋春先生在通信中，劝我仍可业余写作，鼓励我继续给《文史哲》写稿。寒假期间，我就整理了关于《水浒》问题的几篇文章，并把其中与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讨论如何评价《水浒》的一篇寄给了懋春”，“可以看出，不拘于权威之见，鼓励争鸣，在华岗校长和我的老师们的学术思想和办刊思想里，是非常自然的事”，“随后，我与蓝翎合作，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文章，也曾想向北京文艺刊物投稿，探询了一下，没有回音，我只得又把它寄给懋春，恳求母校的支持。这就是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据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后来讲，发表这些文章，是经过《文史哲》编委会讨论通过的”⑤。他还说：“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编辑部还有谁，只记得始终和我有联系的是葛懋春同志。我到北京后，一直还和葛懋春同志通信，很可惜，他给我的信，都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我在1953、1954年和他通信中，曾诉说过自己失掉专业的苦闷和彷徨，也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和支持。他鼓励我课余写作，不要放下笔，还主动来信问起在写什么，在考虑什么问题，有文章可寄给《文史哲》。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载《文史哲》1954年第4期）；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园地发表的我们合写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载《文史哲》1954年第9期），寄给他寻求《文史哲》的支持。葛懋春同志还经常把编委会或师长、读者的意见转达给我们。”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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