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关于兰克史学的研究焦点往往集中于其著作的梳理和关键概念的阐释，①典型代表为“如实直书”和“上帝之手”的研究。确实，客观性要求和世界历史背后隐藏的观念构成了兰克著作的理性主线，在他各个阶段的主要表述中都能发现其表征。不过，如果我们实在化地看待这类结论，研究对象将很难避免被割裂成关联疏松的断片，而不得其完整的印象。就此另辟蹊径，对研究者而言，理想的研究模式或许便是从有关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②着手，把作者的每个观点都放到其思维框架背景中进行理解，这样就会为未来新的阐释敞开空间。本文拟以个别与普遍这一对兰克特别重视的观念为切入点，对他的史学思想做一番解析。更恰当地说，这种阐释是一种重构，因为其中拿来讨论的要素已经无数次地被前人提起并检视。这种研究模式的目的在于，摒弃对概念进行区域化分割所带来的不完善解释，并充分考虑到作者思维的系统圆融性。比起通过概念解析试图确保的形式的真实，我们更应关注贯穿始终的内容的真实。若能达到预期效果的话，兰克一些史学主张间的表面张力将被纳入共同的系统而被减弱，从而获得与事实相符的交互关系。下文中即将给出的一些分析对象依次是：过去与现在、科学与艺术、事实与观念，它们大致对应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所谓广义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收集资料、严格批判和合理阐释。[1]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前现代抑或后现代史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研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然，这种尝试能够达到的范围和程度不敢自期，正如同兰克评价历史学家的目标时所说的：它是种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若达成一部分我们就已备感幸福。[2]
一、过去与现在
历史学中有关时间及其对历史经验塑造的讨论源远流长，伴随着最初的发生和相继的发展不断更迭它的形式。无论是古希腊史学对人生无常的感悟、人性永垂万世的冀望，抑或基督教史学对由创世以来神迹和人事冲突构成的世界历史的体验，乃至启蒙时代与过去划界的进步史学，都蕴含了史学家对时间的洞见。时间并非只是历史的标准刻度，把过去发生的事件牢牢定位，封存在人类整体的记忆中。于是，现在只是过去的自然相继，其本质无异，其命运相同。因为在历史中，不仅能看到事物平和的相继序列，也有突变、循环、可怖的断裂以及致命的遗忘。表面的连续性难以确保理解的可能。于是，时间的丰富内涵足以把人们一切有意图的行为纳入其中。这种时间观的逆转是康德的贡献，他把时间视作存在的内在条件和认识事物的先验方式，这动摇了把仅仅外在量化的时间加以历史学规划的基础。假设我们把眼光聚焦于现在，那么当下作为一个时刻的特性慢慢消解，展示出拥有与康德所指的万物终结的未来一样的潜力和进行意义决断的可能，[3]这是合乎逻辑的推衍结果。相对于个别的过去，现在就是无限的普遍发生场所，它拥有给予过去以连贯结构和赋予深邃真理的特权，使人感觉现实好像把有关过去的一切都无情吞没，好比是另一种“深渊”。
在兰克史学中，这种可能性依然敞开，过去和现在呈现出上述的辩证关系。读者完全可以把现实发生的事态当作过去记录的激发，使其在蒙上个体性色彩之余，帮助处在生活情境中的历史学家对形势作出判断，并领会到一种普遍趋势。因为有关过去与现在的各自理解不能在缺少彼此的前提下成立。[4]1830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第一次让青年兰克真切感受到现实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改变历史叙述的潜能。相比之下，拿破仑战争对于少年兰克只是些模糊印象和以后将要努力追溯的对象。出生于巴塞尔和平年代，暂处主张清教徒般严苛史学方法阶段的兰克当时正在意大利各地旅行，搜集、考订、比较各国公使驻罗马的公文，为的是修改《南欧史》和准备写作后来的《教皇史》，但在工作之余，他密切关注着欧洲大陆这一场宏大的事变。次年兰克甫归柏林，便应佩特赫斯之邀出任《历史政治杂志》编辑，身不由己地卷入革命的漩涡，进而必须对动荡的欧洲局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以类似康德关注法国大革命的口吻写道：“一辈子都应思考1830年在法国发生的事情”。[5]显然，兰克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便已领会到其意义的迸发，若把它放在兰克整个学术生涯的政治立场变迁中考察的话，1830年革命的确具有奠基性的影响。兰克开始意识到革命与反革命作为相互对抗的两股力量，已然横生生地插入自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历史进程。专制与民主到底哪方才是未来的主流，这是兰克所牵挂的核心问题。革命对欧洲旧秩序、尤其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重新恢复的传统王朝框架的冲击，在当下看来已经不能再仅仅视为一股扰流或者是能轻易化解的异质性力量，历史学家应当赋予这种有预谋的行为以普遍性并进行考察。与此相对，反革命势力则呈现出特殊的个性化过程。普鲁士王权作为欧洲旧秩序的重要稳定器，它的形成和沿革通过这场革命被兰克赋予了一种特性，顺应了民族意识在革命大潮中被唤醒并得到增强的历史趋势。就这样，过去的普遍通过现在的中介转换为一种新的个别，而新的普遍又将在个别间的关系背后浮现出来。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兰克在与李特尔和布伦奇利的通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普遍史”的构想，[6]后来他在晚年著作《普遍史》第1卷中这样评论道：“普遍史包含一切国家和时代的事件和可能的对象。……（它包含）不单是文化的发展，还有强权间的胶着以及战争与对抗。……普遍改造个别，个别也对抗普遍。……普遍史若抛弃作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历史，将沦为幻想和哲学迷梦，反之亦然。……在个体民族的争斗中，普遍性得以被领会。”[7]
若将拿破仑战争后复辟王朝间的外交关系视作一种陈旧的普遍性，那么在1830年后，各个民族国家对革命的不同应对方式间的冲突则体现出新的普遍性，从而将过去转化成一种个别。例如，革命的法国、立宪改革的英国和据守王权专制的普鲁士，它们之间的差异在现实中暴露无遗，并引导人们再次提取出它们在过去民族事迹中的差异。普鲁士和法国的民族个性迥然有别，[8]使得法国能够承受一场场革命的洗礼，而普鲁士却总是坚持一贯的王朝体制来实现自身价值。另外，英法议会制的特点是容易使政府被公意从内部击倒，难以维系外交（广义上的，包括战争）战略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正是兰克赞许的普鲁士绝对主义特征之一，狄尔泰将其归纳为“外交优先性”。③外交和战争的重要性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风云激荡背景下不言而喻，远远胜过之前文化在民族和民族国家个性形成的作用，但实质上，塑造民族个性的核心奠基是由文化承担完成的。1833年兰克《论列强》一文明显折射出他想要修正赫尔德、费希特为代表的文化民族论的倾向，以政治-文化共同协调有关民族的个体性规定。原本由文化及其发展构成的人类历史普遍性，现在被一种受到上帝的神秘力量所操控的新的普遍因素所替代，它们是一种强力--或者说精神和道德的不同力量间的交往和冲撞--在这不同的国家原则的实现中间，隐藏着世界历史的秘密。[9]“如实直书”和“上帝之手”便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场域内发生了个别与普遍的联系。它通过过去经验和现实局势的结合，重构关于以往历史的判断。当兰克津津乐道于他成功预测法国1848年革命后路易·波拿巴上台的结局，回顾他以写作《普鲁士史》力阻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原本醉心的民主化进程，并参与抵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教授签名时，我们可以追问，兰克究竟从历史中获得什么教益，使得他维护一贯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梅尼克关心历史主义中的个别性因素，他给出的答案是：过去民族意识作为个别性的充分发展，导致如今最大的个别性--即普遍性开始发挥它的威力，[10]造成普鲁士民族精神在兰克笔下达到了它的顶峰，这种意识本身便是兰克最好的人生导师。其实在历史写作中，个别和普遍两方面同等重要，若规定普遍性仅仅是来源个别的普遍性的话，不能不说有失偏颇，它罔顾了普遍因素来自不可明了的永恒神圣方面的可能性。那么，作为个别性的民族精神就会失去现实的政治压力和自保意识，任由来自其传统的个性自我膨胀。于是个别将不再具有与普遍对照的功能，而将横跨两界、僭越普遍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实现“所有民族都参与的欧洲大协作”，乃至“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当时德国的情况是，俾斯麦成为马基雅维里的最新化身，想方设法把德意志一步步推向历史顶峰。而兰克终生奉行的普鲁士王朝情怀迫使他时刻警惕着铁血宰相不择手段的现实动机，并担忧那种德意志帝国梦想的虚妄。[11]尼采曾于普法战争结束之际提醒人们，德意志的胜利对德意志精神的虚无化甚至比一场失败更可怕，[12]因为它会使自我陶醉的民族精神裹足不前，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目标。而关于同样的主题，梅尼克的态度颇为矛盾。在他评论兰克前后对马基雅维里态度的微妙变化时，于同情地了解之外，不自觉流露出一份犹豫。梅尼克写道：
有一种想法令兰克恐惧，那就是马基雅维里的法则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万世而皆准的后果。“想象那些原则--他认为要获取和维持一个篡权者的权威就必须采用的原则--也能在一个和平和守法的王国里得到应用，令人胆战心惊”。[13]
我们可以将历史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扩张统一加以类比：当被过多关注的个别性在普遍性的王国中发挥作用时，它还能不能保持追寻原初和普遍相和谐的理想，而不至迷失于歧途、抑或任由无限可能的个性恣意妄为。当梅尼克的个别性挟裹着历史洪流冲击现实的时候，他并没有兰克般的自信，后者完全信赖神意的普遍规划，把它视作阻挡狭隘个别性泛滥的拦水坝。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德国历史充分反映了现实被过去压垮的情形--尼采关于这点的预言完全正确：它表现在德意志民族对来自超时间的外来价值在时间中实现的可能性充满狐疑，只顾掩饰利益目的的个性动机埋头奋进。梅尼克和兰克毕竟不是同一代人，过于突出个别性的历史主义④终于彻底壅塞了康德所预留的通往绝对价值和对意义加以决断的道路。在兰克接受历史神意的地方，梅尼克却靠伪装成普遍的个别踟蹰前行。
1877年，经历了纷纭繁复并退出教席6年之后，年过耄耋的兰克在一则日记中这样总结：
历史学家必已老去，不但因为其研究范围的无限，而且还得培养一种对历史进程的生活洞见。……生于王国是我的荣幸。……（我）参与了诸多重大事件，和领导性个体得以共处。……我个人对历史事件的同情来自于王国，它提供了文化生活的基础，并谋求自身在世界事务中的独立。但我并没感到其（王国）个别性和狭隘对自己的限制。[14]
在当年拿破仑滑铁卢之役的历史记载中，兰克试图捕捉近似《阿古利可拉传》里那位女英雄的悲剧痕迹，他自信满满地这样教导未来以历史为业的同仁：沉沦于人事的历史学家不应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也不要顾忌来自过去传统的束缚，更得在历史的个别经验中探索那无尽的奥妙。这或许是历史学家本着职业尊严就过去与现在、个别与普遍关系所能作出的最高宣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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