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实际的官僚制度上考察家国问题
中国古代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善的官僚制度，这一制度从秦汉时即已开始，中央有三公九卿，分管各项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地方则有郡县制。中央政府的一套机构，以宰相为首，宰相负责处理各项政务，权力很大，而且官僚机构成长以后，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运行机制，和独断专行的皇帝发生冲突，所以历史上不断发生君权与相权的冲突。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即没有经过官僚制度的手续，皇帝不能下达命令。说的是唐刘祎之任宰相，被人诬告，刘认为对他宣布的敕没有经过正式手续，所以不接受。虽然武则天以“拒捍制使”的含糊罪名赐死刘神之，可是并不能说她的敕合乎手续。（45）唐玄宗时人李华在《中书政事堂记》中，更记下了对君权的限制，即“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46）即宰相有制度化的议论、批评皇帝的权力。皇帝为了摆脱官僚制度的束缚，于是另外起用一批自己亲近的臣下，这些人并不是正式的官僚，往往是皇帝的私人臣仆，但这些私臣官僚化时，他们又形成了对皇帝权力的制约，于是皇帝再次设法摆脱之，形成中国官僚制度历史上的一个循环变化。这就是秦汉时的宰相，到唐代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取代，形成唐代的多人宰相制，这些宰相后来又逐渐为翰林学士和枢密使（宦官）所取代，明清取消宰相，可是又出现了内阁和军机处，即事实上皇帝摆脱不了官僚制度的束缚，因为皇帝不能事事亲历亲为，必须依靠臣下来办。祝总斌认为，这一变化正说明，中国古代的中央决策机构中，有三种权力制衡作用，即皇帝、宰相、近臣三者间的互相制衡，（47）这就是说，皇帝不能把国家之事变成自己的家事，体现了家国不能一体的原则。有人以为皇帝的近臣是他自己私人的办事人员，把他们和官僚机构对立起来，实际上古代并没有这样的区别，《汉书·百官公卿表》和《旧唐书·职官志》等古代典籍，对皇帝的官僚没有做这种区分，即认为他们都是国家的（皇帝的）官僚，想用这种区别来说明家国一体似乎不可行。更为明显的是中国从汉代起，皇帝的收入支出由少府掌管，国家的财政由大司农掌管，二者是明确分开的。这一区分历代一直延续，证明皇帝原则上不能把国家财政收入据为己有。当然皇帝时常滥用权力，把国家财政收入拿来挥霍，但原则还是存在的。
有人还想用西欧中世纪的官僚制和中国的对比，说明它们也有中国宰相、近臣的这种类似消长变化。如英国的国王，最初替他管理一应秘书、财政事项的是宫室（chamber），后来才发展出管理财政的财政署（exchequer）和管理文书事务的中书省（chancery）。后来这些机构的职权又为国王的锦衣库（wardrobe）所取代。（48）不过英国是一个小国，是一个从原始部落组织过渡到国家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到秦汉时期，已经发展了数千年，其机关早已成熟，二者类比不一定妥当。（49）
结论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古代，国家的主要形式是君主制，君主制下就会有君主是民之父母的思想发生，流传。但西欧的这种思想没有中国的强烈，因为西欧国家还有一个教会，教皇、神甫、牧师等独占了民之父母的称谓和地位，使得国王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机会减少。中国君主力量强大，特别是宋代之后，明清王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专制君主制，皇帝、官僚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情况大为增加。被称为民之父母，是否就意味着君主可以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呢？这可以有两种分析。一方面，在君主制下，确实有国君把国家当成自己私产的倾向存在，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皇帝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有时可以恣意妄为。因为君主制原则上说，就是一人独裁的政权。但是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是天命王权，皇帝奉天承运才能统治，是受天的委托而进行统治的，如果统治不好，就要被天抛弃。所以皇帝、天子不能恣意妄为，而要敬天保民。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使政治制度的运行成为国家的专门机制，不是天子、皇帝个人可以左右的，公、私在这里是有区分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家国并非一体。西方人制造的中国古代家国一体论，其真实意图在于说明中国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没有独立的个人观念，没有个人主义，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说明。
君主是人民的父母这一思想，是否就会使统治者真正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儿女对待呢？西方的君主更多地有着父家长制的狰狞一面，所以并不意味着对老百姓的爱护。中国历代王朝，确实有着爱护下民、庇佑黎元的指导理论，可能的情况下，政策上也实行轻徭薄赋、赈恤平民等；另外，政府实际的政策，是从它的需求出发的。古代的政府，必须向人民进行剥削，以维持其统治，所以不可能像理想家庭中的父母那样慈爱地对待子女。如果从制度上分析，则君主既不能把人民当作儿女，也不能把人民当作敌人，如果是前者，则违背了政治实际，如果是后者，则这个政府就会在人民的反抗中迅速垮台，所以一般说来只能在这两者中取中间立场。从皇帝、君主个人的情况看，那就很难有规律了。残民以逞的君主，比比皆是。而爱民如子者，难觅踪影。所以，民之父母一说，可以休矣。
注释：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4-165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
③西塞罗：《论共和国》第1卷，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④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7页。
⑤《新约·罗马书》第13章，1-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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