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主张象数、义理兼取。曰：“义理无穷，象数亦无穷，因象求理，固不可偏主。”同时又揭出《礼记·经解》“絜静精微，《易》教也”一语，谓据此可知，《易》“非止象数”。引清儒强荛叔（汝询）言“圣人作《易》，只以教人改过”，以为“一语破的，象数纷纷，皆末矣”。又认为，所谓先天《易》的《河图》《洛书》，虽传自道士陈希夷（抟），“无所援证”，而“实有至理，汉学家力辟之，皆徒执书册以明其无本，而未审其义也”。（62）
（二）《书》：其症结在于今、古文之纷争。自阎（若璩）、惠（栋）诸家出，“伪古文”三字成了定案。鉴泉却说：“《孔传》固伪，而经文要不得加以‘伪’字。无论不能指为假作”，即使如诸家所言，乃枚赜“所缀辑”，然而所谓缀辑，岂非原是从本书而来？汉学家考今文，岂非正是如此？彼等“辑古书逸文成卷”，亦仍用本书之名，“不闻称以伪《仓颉篇》，伪《旧五代史》也”。“即言枚氏于篇章不免混乱，语句多非本书，汉学家辑古书，只字词组皆收，即其考《今文尚书》，亦只争字句之异同，一字异文必录，又岂皆成篇乎？诸儒训说，杂引以改经文，又岂皆本书乎？”汉学家自身于“古书逸文，则字句必录”，而对于《尚书》逸文，则说成是“出于后人缀辑”，因而是伪书。鉴泉感叹道：“何其自恕而厚责人也！”其结论是：“要之，谓《孔传》伪必也，谓枚氏缀辑则可，谓非原第亦可，不赞枚氏之功而以溷乱为罪，亦无不可，要不得加经文以‘伪’字。”更认为：“汉学家之欲废此经，特恶‘人心道心’四语为宋儒宗旨耳，其偏谬不足辨也。”又说，自《四库提要》驳毛西河（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以后，百年以来无人敢言其非伪。“近人吴光耀乃作《正辞》以明其真，举考据家之说，一一摧拉之。毛氏说经，叫嚣武断，本未可尽信。吴氏遍读考据家言，纠摘细密，非毛之比。其不惮繁词以翻此案，可谓勇矣。吾虽不敢谓其说之皆当，要不敢斥古文为伪，则有同心焉。”（63）较鉴泉年辈为早的益阳陈天倪（鼎忠，1879-1968），与鉴泉持论相似，云：“清光绪十年，王懿荣疏请芟去《尚书》中古文，洪良品严劾之，议遂不行，著《古文尚书辨惑》十八卷，《析疑》、《商是》、《剩言》各一卷。吴光耀与之同时，又著《古文尚书正辞》三十三卷，较洪氏尤为精博。数百年之狂焰，一扫而空，六艺赖以不坠。”（64）按：今日地不爱宝，简帛古书纷纷出土，对于古书真伪问题，有了与昔日今文家颇为不同的看法。《左传》与《周礼》乃战国时代真古书，已成定案。对于《古文尚书》究竟是否伪书，亦有学者以为尚可研究。（65）鉴泉与天倪，可谓孤明先发。
（三）《诗》：《诗》之为物，“温柔敦厚，婉而多风”，最宜于立言，故孔子曰：“不学《诗》，何以言？”《诗》既备人情物理，故春秋时即已“断章取义”。汉代齐、鲁、韩三家外传，“亦能旁通，原非拘守训诂而已”。有关《诗》的本旨，鉴泉有取于班孟坚（固）之说，以为《鲁诗》为近之。“《毛诗》晚出，流传至今，其训诂简远，诚西汉说也。”郑玄申毛《传》而多有异同及误会处，故毛、郑及孔颖达《疏》，当分别以观，不使混杂。至于《诗序》，鉴泉以为《四库提要》之说“塙不可易”，即“定《序》首二语为毛氏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后弟子所附”。又曰：“朱子最攻《序》，然朱义胜毛者，往往与《序》首二语合，续申语大都望文生义，且与毛多不合。”结论是：“《序》文简古，遂启穿凿，故《序》首多可信，而续申不可信。据《序》首以合毛，乃无滞碍。”宋儒多反毛、郑，朱子兼取齐、鲁、韩三家，“吕（祖谦）、严（粲）复守《序》说，各有短长，不可偏取”。至于“朱子说郑、卫淫诗”，鉴泉以为“尤不可从”。清代汉学家多反朱而宗毛、郑，“极详于陈（奂）、胡（承珙）”。“今文家起，始索三家以倾毛”，大成于魏默深（源）之《诗古微》，“虽不免门户之见，而斥毛多当，摆落缴绕训诂，独详篇章，亦可谓卓矣”。总之，“《诗》意深微，体本主文，故随人立说，易致纷纭，然字句词气要不可掩。说之不圆，罅漏易见。学者当详观众说，勿先存是非，然后涵泳经文以折衷之。字句定而章句定，可得十七八矣。”（66）此为鉴泉治《诗》纲领，平正通达，切实可行。
（四）《周官》：鉴泉取《七略》之说，认为是书“本官法而为礼之一端”，称之为《周礼》，乃“以小冒大”，当正名为《周官》。今文家皆以此书为刘歆所假造或所窜乱，因而是伪书。“《四库提要》据《大司乐》定为真，而谓春秋时不无附益”。鉴泉赞同其说。有关此书作用，则谓“官法本以致用，则非名物训诂徒考证而已”。时过境迁，其法固不可行，而其意则可师，故“推求义理”为不可缓。又谓：“《周官》博大，不观全体不得道原，而取一节一支以为说，则适成为嚣夸而反足以害事。”昔日王安石如此，近世新学家亦然。“专治此经，集汉学家之成”的孙诒让，著有《周礼政要》，鉴泉认为，此乃“媚时”之作，所谓《周官》害事，其罪实在附会者，不在经文本身。（67）
（五）《仪礼》：鉴泉对此经评价甚低，以为乃是“周末文胜之书，非圣人手定”。又谓：“徒便考据精博而无益大义者，甲部中莫如是书。学者不可不知其流弊。”（68）
（六）《礼记》：认为“《小戴记》实礼之要，专明义理，可以时中。陈数求义，因而精义变量，用莫大焉”。以为是书“虽汉儒缀辑，实七十子之遗文”。（按：此言颇有见地。近年郭店出土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缁衣》公布，可见《礼记》诸篇，其流传远在汉代以前，谓其乃“七十子之遗文”，甚确。）又谓朱子“强配以《仪礼》为经，此为记，实多未通”。对于此书中各篇，评曰：“《大学》、《中庸》，大道所存。《缁衣》、《坊》、《表》，出公孙尼子、子思子，亦圣门微言也。《礼运》、《礼器》博大。《昏义》、《问丧》深切。”谓“汉学家徒知搜求仪节”，所见者小。对于宋人说此书之作，亦不排斥，谓“此书本明大义，不可徒寻琐屑”，然而又认为，宋人之说“蔓衍”，颇为“迷目”，故“择精为难”。又引清儒陈左海（寿祺）之说，谓“人徒知《左氏》为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叙事，其词多专对所施，否则战陈之谋。不如《礼记》，书各为篇，篇各为体。微之仁义性命，质之服食器用，扩之天地民物，近之伦纪纲常，博之三代之典章，远之百世之治乱，其旨远，其词文，其声和以平，其气淳以固。其言礼乐丧祭，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乐之感浡然不能自己”。以为此乃“读《礼记》之大要也”。（69）
（七）三礼总：以为《白虎通义》“荟萃礼制，纲目明晰”，六朝人“崔灵恩《三礼义宗》最备”。朱子则作《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继之，“为《礼书纲目》”。至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而大备，“皆贯穿经传史籍者也”。又谓六艺之中，“惟礼切于行”，“动则由礼，静则为仁，二而一”，是为孔子之教。指出人之所以有异于禽兽，“以其不倍死忘生也”，故“礼首丧、祭”。圣人为“人伦之至”，人伦则“始于父子”，故“丧以三年为本”。“本拨则性浇而仁无所推，倍死而忍人，所以乱也。”古时丧礼仪节，固然“不可行于今”，然而其意则不可不讲明。总之，治礼当“求其义”，必须切于日用，同时又不可过言通俗。（70）
（八）《春秋》：在鉴泉看来，《春秋》毕竟是史，“作《春秋》之法，亦通史法”，“因世变行事而后有是非向背”，不可“预造理论之郛郭而引事以证之”。然而《春秋》未修之时，已有国史直书其事，若无指意，何贵乎有《春秋》？故《春秋》自有其例，只是不可推论过当。“因例意之纷而遂谓例意可废者，是考证家之谬也。”（71）此理既明，便可知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互有短长，皆有难通”，其过在“拘于例”。《左传》的长处是“详于事实，文词甚美”，“《公》《谷》义例，较《左氏》阔大，资谈论”。今文家说《公羊》，有所谓三科九旨，鉴泉认为，其说有旁通处，但“泥于谶纬”，则不可从。对于后世说《春秋》诸家，最期期以为不可者，则在宋儒孙复、胡安国责人太深，“遂成苛酷之风”。（72）按：此一看法，乃鉴泉统合儒道、贬斥法家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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