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避免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定型化
近三十年来，在诺拉的“记忆之场”研究范式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通过对某个纪念物、纪念馆、纪念空间的建造、资金来源、建造宗旨以及变迁作详细的考察，来分析其作为纪念空间的意义。再加之时间的要素，来描述在这个纪念空间举行的纪念活动，来挖掘记忆在不同时代不断被重构的过程和记忆的流动性。这些研究往往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塑造共同的历史想象的可视性表象的、文化的、政治的行为相联系，成为解读近代历史中文化建构的一把钥匙。诚然，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大量的事例的挖掘，会给人们展现出一个丰富的社会场景，扩大记忆研究理论的解释力，并且从中发现不同国家地区的特性与共性。但是，如果研究仅仅在这个层面上平面铺开，满足于事例量的增加，会导致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和类型化。
要深化记忆的研究，重要的是要把握记忆的本质特征。既然记忆具有感性的、身体的、主观的特征，那么，就很难用过去固有的社会科学的对其进行分析性的把握，而有必要将调查对象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来看待。其可能的相关概念包括：想象、身体、感觉、感性、行为、直观、经验、空间等。将记忆的事实与上述关键词相关连，通过概念化的作业，开拓出记忆研究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对那些边缘性的、被抹消的记忆，以及被格式化的记忆的分析，也应该成为记忆研究关注的对象。
一个社会通常有一个代表主流价值观念的记忆规范，公共记忆在形成过程中通常要通过规范过滤那些“有害的、特殊的、少数的”记忆。例如，在日本静冈县热海市，有一块为七个甲级战犯竖立的“七士之碑”。在接受东京审判结果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格局下，这个纪念战犯的记忆表象所代表的记忆无疑是边缘性的；但是，它所代表的日本社会同情战犯、否定东京审判的一股暗流却是不可忽视的。近年来，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心理基础就在于此。这个现象与日本旧军人记忆战争的身体性有直接的关系。发掘、分析这些边缘的记忆，可以帮助人们更为全面了解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的构造。
记忆的另一面是忘却。权力的交替，社会的变迁、文化导向的转移，都会导致某些记忆被抹消或忘却。这些政治性的文化操作，很多反映在记忆的表象物的变迁上。例如，广州黄花岗公园石碑上被凿掉后来又被复原的人名，全国各地被推倒毁坏的纪念碑，博物馆的展览内容的改变，都是历史记忆被抹消的见证。分析、总结、揭示这些现象，都应该成为记忆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记忆的格式化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笔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抗日战争记忆的时候，发现经历过战争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的战争记忆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个性。他们讲述的当年日本军队在村落里的状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日本军人的印象。从他们的叙述中，日本军队的侵略事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例如，一个老人讲到住在他家的日本军排长“渡边胡子”，曾经在他家里烹饪从别的村民家抢来的鸭子；还有，老人说日本军队强迫村民挑担，按照年龄增加重量，50岁的人挑50斤、70岁的人挑70斤等，故意欺负年纪大的人。还有人提到日本战败时的一个细节，这个“渡边胡子”抽出东洋刀，狠狠地在他家的房柱上砍了三刀，然后哀叹说：“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可是，到了广西就日落西山了。我们不该来广西。”
但是，这些老人的后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通常只会用“烧、杀、掠、抢”这样抽象的词汇来描述日本军队在村落的情况，很少有具体的细节。不难理解，他们的日本记忆，已经逐渐被教科书、电影等格式化了，失去了原有的多样性和个性，而与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日本印象一致。个体记忆在形成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更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公共记忆的时候，这样的格式化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过程和机制，却是记忆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注释：
①[日]若尾祐司、和田光弘编著：《歴史の埸--史跡·記念碑·記憶》，東京，ミネルヴア書房，2010。
②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第158-17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③④⑤[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169、171、171页，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⑥[日]樱井厚《ィンタビュ一の社会学ライフスト一リ一の聞き方》，第9页，東京，セリカ書房，2002。
⑦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⑧[日]樱井厚《ィンタビュ一の社会学ライフスト一リ一の聞き方》，第9页。
⑨《日本民俗学》（263），第31-56页，日本民俗学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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