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从柯文为《王韬与晚清革命》撰写中文序言中可见柯文本人态度的转变。后来倡导中国中心论的柯文对自己早期著作中呈现的西方中心论不以为然。虽然忻平的《王韬评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柯文认为自己的书仍值得出版在于史料，“现在虽然已有一部出色的中文王韬传记印行于世，但该书作者却未能接触到我所查阅过的某些英文材料以及未刊的中文史料。”（30）柯文认为自己现在“更充分地认识晚清的内在变化进程（与最后一章所强调的本土的‘被动变革’不同），自然会修正对西方作用的过分渲染；同时，也使这种作用不大容易被说错。”（31）在柯文看来，“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受到了所有外来影响的冲击，深深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水库仍在放水，而且在中国辽阔的内陆地区和官僚部门，尤其是在形势危机时水流特别湍急。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建立起一种不确定的‘中国的’标准，外来观念可与之协商，但却不易与之聚合。”（32）柯文将中国中心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背后有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
简言之，从学理评判而言，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属认识论上的问题，西方中心论强调中国问题的外因，而中国中心论强调内因，而事实上中国问题是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有时内因重一些，有时外因重一些，具体问题内外因素影响轻重往往有别。西方中心论在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早些时候居主流地位，这与西方学者立足西方有关系。即使如此，也有少数西方学者在当时就提出从中国题旨情景来探讨问题，只是影响较小，声音较弱而已。随着新中国成立，美国对越战争的民族反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让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内在的自我反省意识及民族觉醒呈现的强大的社会变革意识。面对对越战争失败及中国迅速崛起的这一社会现实，包括中美、美越、中越关系在内的外交关系都要重新探讨。现实感反过来影响历史观，从西方中心论转向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称有其时代背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这种变化开始于1970年左右或稍前”（33）。特别是美越战争及中国参与其间，“越南事件从某一角度看来代表了美国帝国主义发展的顶峰，即把巨大破坏力量倾泻在一个比自己远为弱小贫穷的民族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史学家自然会为自己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感到震惊、羞愧，从而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认为它是解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百年来所经历的各种问题的关键。”（34）显然美国对越战争旷日持久，耗费了大量国力、人力。对越战争结束后，美国复员军人归国后就业困难，导致他们对对越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宣传进行反思，而与此同时其国内民族问题严重。相比之下，东亚崛起及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逐步扮演了重要力量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现实，与此相关联的学术逻辑的修订等等，促使反思的立足点放到美国的对立面，“这次战争迫使我们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美国要想随心所欲摆弄世界，将受到真正的制约……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中的史学。”（35）柯文等倡导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实质是中国中心论，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样，对中国史研究而言，当下时兴的“国家--社会”有他者目光，也只是西方中国学重要分析框架或视角。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时下的史学影响重大。诸如当下一些学人提倡的公共史学，虽有自己的界定，但在中国学人常识中多为界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史学。而中国近代社会是否有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仍有争议。谈论公共史学是针对近代还是中国未来？中国未来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重合多一些？还是分离的趋势多一些？重合多一些好还是分离多一些好？等等，诸如此类则牵扯到史学理论框架及史学求真。怎样解决史学理论框架与史学求真的关系，大家可以深入地思考。
从学术史的回顾来看，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多为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探讨，均属于“他者目光”，两者差别只不过是观察问题的立足点有所不同。西方中心论强调立足西方来考察中国近代的问题。相比之下，面对近代中西文化会通，中国中心论则强调从中国的立场来分析问题。若在世界范围内以中国社会镜像作为窗口，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则所谓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都不排除西方--中国相互打量的目光。只不过前者是从立足西方来看中国，即从外向里看。而中国中心论更多的是侧重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分析，强调从中国的角度分析西方的冲击及其影响，多为从内向外看。无论是中国中心论还是西方中心论，研究者都要注意区域意义上中国与世界整体观念的关系。尤其要把握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的语境中从里向外看、从外向里看，这两者的视域交融在什么地方？分界线在哪里？就西方学者而言，对近代中国问题的把握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离区域意义上中国这一窗口的远近，以及考察中国问题的姿态及视角等。当然考察中国问题的真切程度也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离区域意义上中国时空的远近。当然，西方学者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要注意到中国历史传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近代中国的特点显然又有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氛围。这就涉及研究者对中国历史遗产理解的心态。
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史学求真的途中，各种史学框架都是必需的。在史学框架建构中，与“他者目光”相对应的是“自我目光”，“自我目光”当然强调中国学者在近代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及主体意识。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者对近代中国变迁的把握与研究所能逼近史学真相、真理的程度，往往取决于“自我目光”的敏锐程度。史学框架或学者“目光”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区域意义上中国窗口的把握能力。历史研究者透过窗口解读历史景观的能力则多与研究者的文化素养、社会阅历等密切相关。史学框架本身就说明了史学研究者看问题的窗口意识，即世界范畴的他者目光与中国问题意识上的区域社会分析。这涉及区域研究上以小见大，而小题大做往往是学术研究者共同思路。史学研究上小题大做旨在一叶知秋。问题是研究者对个案选择是否经典，个案表述的历史景观能否呈现中国整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特色，个案呈现近代变迁的侧影能否凸显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语境等等。可见，近代中国历史真相的探索既有研究对象的客观性问题，也关联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素养等。
中国史学除了一般哲学意义上面临着学术探究能否完全客观揭示真相外，史学求真还有自己的困境，一方面中国经史杂糅特点决定中国当代史学研究者或多或少地要用道德目光打量历史，问题是道德预设及主观意义上价值判断的抉择显然为中国史学求真道路设置种种障碍。经、史意义上的史到分科之历史学的转变中史德高悬中国的历史天空，在史德这一价值立场中探讨真相，已有预设；另一方面，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中国历史的叙述在类似的史学理论框架内取材，可能求真永远存在于探索真相或真理的路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