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参见Ewa Domanska,"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no.35,1999,p.129.
②[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40页。
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
⑤[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第4页。
⑥[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页。
⑦[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
⑧(11)[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4、78页。
⑨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⑩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trans Keith Trib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12)Bruce Mazlish,"Terms",in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ed.,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22.
(13)(14)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导言”,中华书局,1998年,第3页。
(15)[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91页。
(16)(17)(18)(19)[英]慕维廉:《大英国志》(凡例),墨海书院续刻本,1856年。
(20)胡兆鸾辑:《西学通考·西书》,长沙1897年初版、上海1898年石印本。
(21)(23)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2)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8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
(25)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26)《万国通鉴》的价值正如有学者评论的:“这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标志着一种对时间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它自然性的流逝,也不是根据对时间施加了政治性理解的皇帝纪年,而是在其线性的标尺上寻找其富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事件位置,根据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决定时间间隔的点,而历史分期法则是识别这些引起变化之点的好手段”(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
(27)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8)陈琛等:《泰西新史揽要史传会通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
(30)即在该书译序中指出的,“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中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明镜足以鉴妍媸,新史足以究隆替,曷不发箧出书以为华人泰山大海之助乎?”(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上海广学会,1895年。)
(31)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饮冰室合集》专集69,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32)(33)宋恕:《致贵翰香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5、63页。
(34)[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35)(36)(37)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页。
(3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
(39)[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40)(48)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7页。
(41)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4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43)梁启超:“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44)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45)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6页。
(46)杜赞奇:“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47)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328页。
(49)(50)(51)梁启超编:《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102、103页。
(52)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3)[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54)[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55)李大钊:“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又说:“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
(56)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
(57)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135页。)
(58)“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倒转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虽然在对普遍主义的热望和由实践、由政治后果的角度洞察历史这些基础上,把这两种历史观进行比拟是可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概念与儒家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历史观不同的史学编纂结果无疑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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