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昌溪人。父吴恩绶，邑廪生。曾任县知事，后任京师歙县会馆馆长。5岁入仓山源私塾读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17岁，考中秀才。翌年赴南京乡试中举人，列第三十九名①。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保和殿参加举贡会考，被取为第一等第一名，点大理院主事②。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部佥事③。1914年章太炎大闹袁世凯的总统府，被囚禁于北京。吴承仕以司法官的身份常往探视，并请教学问，受业章门。次年，将章氏所言录为《菿汉微言》一书④。1919年，为呼应章太炎发起的“亚洲古学会”，在北京大学《国故月刊》发表《王学杂论》，深受章门师徒赞赏。由此渐无意政事而致力于治学著述。
1924年，随着被章太炎称为“洽闻强识，思辨过人”⑤的《经籍旧音辨证》等一批著述问世，吴承仕声名大振。他离开了供职十余年的司法部，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并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各大学讲授《国故概要》、《经学史》、《古籍校读法》、《说文》、《六书条例》、《三礼名物》等课程。
吴承仕的经学造诣极深，著述甚丰。在他短短的20年治学与教学期间，共撰写了《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国故概要》、《尚书古文辑录》、《尚书今古文说》、《三礼名物略例》、《丧服变除表》、《三礼名物笔记》、《经籍旧音辨证》、《小学要略》、《六书条例》、《说文讲疏》等论著84种⑥。其研究范围涉及经学、诸子、小学、释道、史学、诗文等领域，尤其在经学上的研究成就最大，堪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学大师。
吴承仕除了以经学家、小学家、教育家闻名于世之外，他还是一位勇于接受新思想，改造旧学，面向社会的学者。自1930年起，他就在同事范文澜那里接触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此后又与他的学生，共产党员齐燕铭、张致祥密切来往，阅读大量马列著作，逐步学习和接受社会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从事改造中国大学国学系的课程，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开展对古代经学、文字学的研究，1934年以后，撰写了诸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从说文研究中所认识的货币形态及其他》等一批论文，并打算循此路径全面展开对三礼名物的新的研究。他的这些成就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人”⑦。新思想的召唤和社会运动的激情，促使他创办了一系列宣传抗日救亡、红色思想的杂志，并于1936年秋天加入了共产党。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逃难天津。1939年在天津染疾，潜回北平治疗无效，不幸逝世，终年55岁。1940年，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吴玉章等敬送挽联和花圈。
吴承仕逝去后，由于长期社会动乱，他的著述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整理。20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吴先生百年诞辰时曾组织研究活动，并出版《吴承仕文录》及《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等，但仍有他的许多著作至今未能整理面世。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10周年，为纪念这位北京师大的先贤，特撰此小文，对吴承仕以《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以下简称《疏证》）为代表的经学史研究作一粗浅的阐述，企求认识其经学成就于万一，并就教于方家。
二、《疏证》的编撰背景与特点
《疏证》初版于1933年9月，是中国大学国学系丛书中的一部名著。从完成和出版的时间来看，应是吴承仕的经学研究比较成熟的时期。吴氏作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学问和声望与章氏大弟子黄侃齐名，20世纪30年代曾以“南黄北吴”并称。章太炎在他晚年所写的《新出三体石经考证》中，其他人的论述皆未提及，唯独引用黄、吴之说，并曾专门致信吴承仕曰：“仆于《石经》古文所不解者数事，得君发明，此一事涣然若冰解矣。”⑧可见他在老师心目中独特的地位。
在吴承仕治学诸领域中，经学成就是最可称道的。然而考察他早期的研究成果却是颇专注于诸子和小学。诸如，1921年撰成《经籍旧音序录》，1922年撰成《通语释词》，1923年撰成《经籍旧音辨证》，以上都属小学类；1923年校《盐铁论》，1924年撰成《淮南旧注校理》，同时又着手《论衡校释》，以上则属诸子学研究⑨。1924年8月9日，章太炎在得知吴承仕的治学近况以后，去信对吴氏的治学方向加以指导，函曰：
大著近想更富，既有《淮南》旧注校理，又勘《论衡》，功亦勤矣。……足下于学术既能缜密严理，所得已多，异时望更为其大者。佛典已多解辨之人，史学则非君素业，以此精力，进而治经，所得必大。……次则宋明理学，得精心人为之，参考同异，若者为摭拾内典，若者为窃取古义，若者为其自说，此亦足下所能为。昔梨洲、谢山不知古训；芸台、兰甫又多皮相之谈，而亦不知佛说。非足下，谁定之？⑩
信中对吴氏治学颇加赞赏，然而又及时点拨指示其“更为其大”、“所得必大”者。这就是先治宋以前经学，再治宋明理学。从广义上讲，后者也仍是经学的范围。恩师的谆谆教诲和寄予厚望，犹如黑夜明灯，照亮了吴氏治学的方向，促使素有经学修养的吴承仕及时地警醒。从此后他的研究对象和著述成果，可以看出他转向经学研究的明显迹象。先是《尚书》学的研究，此后的三礼名物、《春秋》学研究等。经过近十年的积累，为撰写《疏证》一书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此，章太炎的指导是他撰著《疏证》的重要契机。
吴氏曰：“愚为《序录疏证》，本欲略明经典源流，为学校讲疏之用。”（11）故《疏证》的编撰还与吴承仕入主中国大学国学系后，振兴国学系，改造课程设置，讲授经学史的教学实践有关。中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经费紧张，聘请不到著名的教授，其国学系因此而惨淡经营，课程开设简陋，被人另眼相看。吴承仕自1926年出任国学系主任后，开展了新的课程设置的改革，编制了正式的教学大纲。大纲把大学四年的课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打基础的阶段，着重于博，丰富学生的知识；第二阶段为提高的阶段，着重于精，以求发展学生的专长。后来他在《本系的检讨与展望》一文中回顾说：“当初我们在这里上课，每点钟两块半钱”；“度着那种艰苦的生活，我们也没有灰心，只知道在客观的条件下，渐渐的改变我们的课目，充实我们的内容，企图本系的发展。”（12）吴承仕倡导的改革，为国学系带来了生机，而他在应付繁忙公务外，也身体力行，亲自讲授多门国学课程，其中《经典释文序录》一课就是系统讲述经学史，拓展学生知识面的重要课程。吴承仕选择疏证和讲授《经典释文序录》是有缘由的。首先，清亡之后，新学滋漫，经学衰微。清世流行的经学余韵重在小学，以小学论经，或以经师为主，或以典籍为中心，未能系统阐述各时代经学之意义及历代之变迁。清季虽有皮锡瑞以会通眼光撰述的《经学历史》，然过于简略，又未能充分吸收清代经学考证的成果，特别是未能利用清中叶以降新出现的经学新史料，如从敦煌和日本发现的唐残卷郑玄《论语注》、从日本发现的皇侃《论语义疏》等等。此外，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明显的今文经学倾向也颇令人诟病。正如章太炎后来给吴承仕的信中所说的：“仆每念近世学校中能理小学者多有，能说经者绝少。然有之，大氐依傍今文，指鹿为马，然尚不可骤得。”因此，他对吴承仕研究和宣讲经学史大为赞赏，认为“此之一线，固不可令绝也”（1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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