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考典章制度
经学史的发展恒与历代典章制度相关。因而《疏证》对经学史上涉及的相关制度也有一些考证，这里略举二例，以明其考证所及范围。一是考“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乃《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在春秋类小序中所言，流传日久，历来为论古代史官制度者所本。《序录·注解传述人》在“尚书”部分曰：“《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号令本属言辞，《序录》所述与《汉志》相反。《疏证》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句，又参证《礼记正义》所引北齐熊安生对《玉藻》的疏文，认为《左传》、《周礼》所记历史事实，足证《汉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乃传闻之误（57）。二是考学官制度。《序录》记《礼》学立于学官始末曰：“后汉，三礼皆立博士。”《疏证》批驳此说，指出“三礼”名称至东汉末郑玄时才有，《序录》所云，“似谓《礼记》亦立学官矣，说误。”（58）
五、余论
吴承仕完成《疏证》之前，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纵观《疏证》全书的具体内容，他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最熟悉的古文经学疏通考证之法，亦可见他撰著此书的谨慎。不过吴氏虽用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来做经学史研究，但他并不墨守古文经学派的观点，而是实事求是地吸取了历代至清末各家各派经学研究的成果，以令人信服的疏证，使该书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经学史名著。当然，吴氏治学虽笃实精密，但《疏证》也有智者之失。此书面世后，吴氏自己多次增加批注补充，但仍存一些疏误。他的学生任化远教授曾作校证，其显著成果已为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新点校本所吸收。任氏的校正主要是《疏证》在引用《隋志》、两《唐志》时，出现的书名或卷数之误，这可能是吴氏当时引证时的疏忽，也可能是所用版本不精。此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小疵，如卷首疏证《经典释文》自序，考证此书撰著年代时，引《旧唐书·陆德明传》“陈太建中，太子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德殿”（59）。今查中华书局本新旧《唐书》，“承德殿”皆作“承光殿”。这些自然是瑕不掩瑜的。
总括《疏证》的学术价值，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汇集古代特别是宋以前的大量史料，详细疏解《序录》对唐前经学史的叙述，丰富了这一阶段经学史的内容。二是综核众说，断以己见，多方面地梳理了唐前经学史的脉络。三是阐幽释微，考证精审，纠正了《序录》及多家论著在经学史上的谬误，为后人的经学史研究铺平了道路。
上述《疏证》的成就，只是吴承仕在经学史上贡献的突出者。除此之外，他的经学史研究著述，还有《经学通论》讲义六篇，《经典释文引用书目及众说考》手稿，《经学受授废兴略谱》残稿，《治尚书四术》手稿及已发表的《尚书今古文说》，等等。这些成果，容俟他日再作继续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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