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中，有围绕学派展开论述的倾向。例如唐美君就认为存在南北两派，其中“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与历史学派有深厚的关系；北派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①黄应贵、李亦园、高怡萍等人对他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发。②而大陆学者则倾向于三个“学派”的观点。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论述自有其合理之处，至少以吴文藻为中心的“学派”是可以成立的。但能否将之贴上“功能学派（或者社区研究派）”的标签，并用功能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评价这一学术群体的成就，却值得质疑。这不仅存在一个“跨语际实践”的问题；④而且在向人类学学习的过程中，他们进行过很多尝试（如对历史学的复杂态度），并最终才转向了功能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写作。
作为群体的一分子，瞿同祖在学习人类学的过程中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自然也经历了上述转变。只有将他的作品放置在这样的时空脉络中去理解才较为妥当；而不应仅以功能主义的观点去衡量他的成就，⑤否则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至于将时间段主要限定在1934-1965年，也不过是种约略说法而已。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间应算是他的学术“黄金期”；在此之后的学术生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就无法苛求了。
一、吴文藻与“吴文藻学派”
在民国时期，试图成为学者，乃至国人“导师”是很多人的梦想，并非梁启超、胡适等人所独有。⑥不过有人偏重学术多一些，有人则偏重政治参与；有人言说的对象是公众，有人则尝试从影响小部分人群（例如学生）开始着手。吴文藻选择了学术，但他的学术道路与政治总也割舍不掉，并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到了他的学生。就笔者有限所知，有关吴文藻的资料很少，此处依据他于1982年写的《吴文藻自传》，尝试重建当时的社会语境。
1922年春，梁启超来校讲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课。当时，吴文藻还是清华的一名学生。事后，他回忆说：“使我初次接触到了我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对我启发很大。”⑦“初次接触”先秦诸子百家，这话可能说得严重了些，不过他没有认真地读过这些“国学”书应是成立的，因为在清华就学期间，他除了“遵规蹈矩地接受美国的那一套教育”外，主要接触的是五四时期流行的“一些新思想”。受此影响，他曾“卷入了清华的游行活动”，甚至“写过一些爱国反帝的宣传品”，应该没有多少工夫花在国学上面。⑧或许是受到梁思成等人的影响，他觉得自己国学知识有所欠缺。因此鉴于将要出国留学，寻思趁着梁启超讲学的机会“补补课”，想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23年，吴文藻从清华毕业。而该年初，胡适、梁启超应《清华周刊》的邀请，给将要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开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⑨虽然不知道他是否读过这两份国学书目，但在吴文藻心目中，胡、梁两人却有高下之分。在列举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人物时，他说：“（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则不感兴趣，因为胡适主要是搬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那一套理论，而我则比较赞成罗素（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社会思想，但对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是赞同的”；与之同时，他承认“梁启超也是这个时期给我影响较大的人物”，“对他的学术思想是非常欣赏的，特别是他丰富的国学知识和治学方法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我后来教书讲《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就是以梁的本子为基础”。如果说有批评的话，那就是“不赞成他的改良主义和后来的保皇主义主张”。⑩
由于资料缺乏暂时无法断定这些观点是否真如吴文藻所说的那样形成于出国留学之前；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他留学归国后的看法，故而不妨将之定为1929年后。吴文藻为什么会更倾向于梁启超？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此处不妨套用胡适曾带傲慢语气说过的一句话，“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11）除了学理上的考虑外，很多就与政治观点的倾向性有莫大关系。
第一，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上。他认为学界对民族、国家等概念的混用，将“有违国家统一”，因此反对“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转而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而在“中国近五十年来之政治思想史”时，他发现“自以梁氏之说，最为圆满”。（12）
第二，对学术独立的期望上。1925年，梁启超曾对清华学生谈及“学问独立”之事。他认为在经历了“模仿稗贩”的阶段之后，“中国学界决不以此为满足”，从今而后，“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清华当然要负一部分重要的使命”，亦即在学习了现代治学方法后，应“思及回国后与本国实务接触，如何始能应用”。（13）无论怎样，吴文藻对中国问题保持了较浓的兴趣，从他论文的选题可见一斑：硕士论文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博士论文为《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回国后，他又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这表现在引进功能主义，提倡社区研究，大力培养学生等方面。（1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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