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殷”之名号即起源于“夷”(甲骨文作“尸”)，二者一音之转，参见张富祥：《殷名号起源考》，《殷都学刊》2001年第2期。
(27)《左传·文公十八年》有“《虞书》数舜之功曰”之文，为《虞书》之名仅见于先秦典籍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古文尚书》条云：“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左氏传》……《国语》……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意指《左传》所称的“虞书”二字可能是“夏书”之误。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28)陈梦家：《尚书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8-349页。
(29)《尚书》各篇的写作年代是不一致的。关于《尧典》的写作时代，历来学者考证很多，自先秦以至近世，主张该篇成于唐、虞、夏、商、周、秦、汉诸朝的都有。因传统上认为孔子曾整理《尚书》，故东汉王充《论衡·须颂》篇曾谓《尧典》亦出于孔子之手。刘起釪先生从“远古的素材”、“儒家的思想”、“秦汉的影响”三个方面推求，仍认为孔子作《尧典》之说是正确的，但有秦汉时窜入的内容；又述顾颉刚先生的看法，以为儒家所编造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经过《史记》的整理，“就构成了我国最早一部大史书中的全部上古史”(见刘起釪：《〈尧典〉写成时代诸问题》，《尚书研究要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56-173页；其文内容及《尧典》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情况，又详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58-391页)。大抵《尚书》中的远古事迹皆属追述无疑，而《尚书》全书编辑为某种定本或几种不定本，应该不早于战国。
(30)杨尚奎：《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31)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6-197页。
(32)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
(33)朱鹤龄：《禹贡长笺》卷一引王炎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2-44页。
(35)引见李明复：《春秋集义》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张启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吴志攀、李玉主编：《东亚的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7-108页。
(37)欧阳修：《文忠集》卷十七《本论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春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语见明代湛若水《春秋正传》卷三十四及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十九。此说初由唐代韩愈提出，原话是：“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后人沿用，表述或稍有不同。如北宋石介云：“《春秋》之义，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徂徕集》卷七《归鲁名张生》)南宋张栻云：“《春秋》之法，以诸夏而由夷狄之为则夷狄之，以夷狄而知礼义之慕则进之。”(《孟子说》卷三)清人汪琬亦云：“予闻《春秋》之法，诸侯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如杞、邾是也；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吴、越、秦、楚之类皆是也。”(《尧峰文钞》卷九《吴越无伯辨》)此引湛、程之语，更为概括。这些都是侧重于礼义及其行为而言的，今人往往径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虽大意不殊，而“入”字不甚妥当。上引诸书均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欧阳修：《文忠集》卷十六《正统论上》、《正统论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公羊传·隐公三年》所称的“君子大居正”有特定含义。东汉何休注云：“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这是就“大居正”的字面意思作解，不是《公羊传》之初义。唐徐彦疏云：“言由是之故，君子之人大其嫡子居正，不劳违礼而让庶也。”此以嫡庶言之，得《公羊传》之初义。《东观汉记·下邳惠王衍传》亦云：“礼重嫡庶之序，《春秋》之义大居正。”可见“大居正”之“大”本指嫡子而言，“居正”则指居于嗣统之正位，在《公羊传》原为宗法用语。欧阳修引以解释政治上的“正统”，然不同姓族的政权之间实无嫡传与非嫡传可言，故亦无所谓正统与非正统。
(42)爱新觉罗·弘历：《御制文集》二集卷八《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参见张富祥：《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文史哲》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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