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进程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指出的，汉字、儒教、佛教和以中国传统律令制度为核心的法律系统，构成了传统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①这四大支柱中，佛教之外，皆兴起于中国，佛教则是中国最早从印度学习过来，然后再传到东亚其它地区，因而中华文明构成了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华文明成为东亚传统文化的源动力，影响深远。中国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韩国和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周边东亚诸国的史学正是在中国史学的影响下，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中国史书在东亚的流布
中国史学在东亚影响深远，首先表现在中国史籍在周边的流传与影响。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国书籍先传入朝鲜半岛，然后再传到日本和其它地区，周边各国对中国典籍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自箕子朝鲜以来，朝鲜使行人员抵达中国后，总是想方设法搜求中国典籍。同时，朝鲜历代王朝总希图中国王朝官方赐书，这样经过朝廷赐书与使行购求两条途径，将中国许多典籍都传入了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一直以汉字为官方文字，科举考试也仿效中国王朝，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考试范围，因而促进了朝鲜士人阅读中国典籍，也进而推动了中国典籍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史学对日本的影响，也首先表现在古代日本对中国典籍的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之间的海上航路可称之为“书籍之路”，②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纷纷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史书，都传到了日本，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对于琉球和越南，也有着类似的影响。
朝鲜半岛何时开始接触中国史学，无确切记载。传说时代的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实施“八条之教”，③将中华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箕子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长期受关注的一段历史，也为其以后效仿中国文化提供了先例。西汉时期，汉武帝征服朝鲜：卫满政权，并于公元前108年设立真番、乐浪、临屯三郡，次年又置玄菟郡，朝鲜半岛进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辖时期，一直持续了400多年。这期间，在朝鲜半岛上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中国史书也在朝鲜半岛得以广泛流布。三国时代，中国史书已被广泛阅读。《周书》载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④《北史高句丽传》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⑤《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⑥可见，中国史书在唐朝之前便广泛流传到朝鲜半岛，成为他们阅读的典籍。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往密切，通过官方使者以及来唐留学生、僧侣之手，不少史籍传入朝鲜半岛。贞元四年（788），新罗“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⑦当时熟读《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已成为新罗科举取士的重要标准，五经、三史等史籍已广泛流入新罗。高丽对宋朝更是极为仰慕，多方搜求宋版书籍，书籍之多，甚至可以补充宋朝之不足。1074年，北宋神宗诏令国子监，允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使者，由此大批史书流入高丽。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高丽宣宗八年），宋哲宗竟通过高丽使节向高丽访求大量图书，总计128种、5101卷，刘兆祐将此128种书与《宋史·艺文志》相对勘，发现其中90种书未见载，其中史书最多，包括很多中国残缺不全或失传已久的史书。⑧
明清时期，朝鲜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藩国。特别是在明代，朝鲜对明朝奉行事大主义，对中国文化倾慕有加，中国史书在朝鲜半岛的流布更为广泛。明朝多次赐给朝鲜书籍，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赐“《元史》一部、《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各一部”。⑨成化十一年（1475），朝鲜使者韩明浍自明回国，向国王“进《新增纲目》、《通鉴》、《名臣言行录》、《新增本草》、《辽史》、《金史》……各一帙”。⑩朝天使每次来华，都会购买大批中国典籍归国。朴周锺《东国通志·艺文志》载：“东人之好古书，亦天性也。凡前后使价之入中国，伴行五六十人，散出分掌，自先秦以下，旧典新书、稗官小说之在我所缺者，不惜重直购回乃已。故中国书曰彼国反有异书藏本者，是也。”（11）这样几乎明清每一部重要的书籍，朝鲜王朝都能想方设法得到。一方面通过官方请求赐予，另一方面就是使行购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方志、族谱等等皆通过各种方式传入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学习和研读的重要典籍，其所收藏的书籍甚至可以补明清之阙。
日本亦如此。在三国时期，中国典籍就开始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和汉三才图会》载：“晋太康五年……百济王遣阿直岐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12）可见，早在西晋初年百济已将《易经》等书籍传到日本。唐朝时，大批遣唐使来华，加强了彼此往来，日本也借机大肆购求中国书籍。《旧唐书·日本传》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13）可见，日本遣唐使为了购买书籍，甚至将中国王朝所赐财物，也都“尽市文籍”。以后历朝如此，即便官方没有往来，民间贸易，搜罗中国书籍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活动。江户时代，往来中日之间的商船不绝，几乎每次日本商船来华，都会购买众多的书籍，就这样将中国各种书籍都传入了日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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