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日相比，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十世纪前，越南是中国的交州，因而早早就播下了汉文化根基。五代时期开始独立，直到十九世纪被法国殖民之前，越南成为中国藩属国，也长达千年之久。越南多方收集中国书籍，而使行前来采购，也成为越南收集中国书籍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书籍传到越南后，也多被重抄或者刊行。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不被越南人所传抄，作为中国重要的史籍，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们编写史书仿效的对象。
《史记》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现已无从考查。可以肯定地说，在汉四郡时期，《史记》已经传入朝鲜。三国时期，《史记》与诸儒家经典成为君臣阅读的重要史籍。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历朝历代，莫不对《史记》备加推崇。自入学时始，朝鲜士子便接触《史记》，以后会伴随一生。“所讲书，必先小学，次四书，次六经，间以先贤性理文字及《史记》，年三十以下背讲。”（14）《史记》是朝鲜王朝时期乡塾所讲授的书目之一，一般士人对《史记》非常熟悉。在朝鲜士人开列的必读书目中，必定有《史记》，熟读《史记》是朝鲜士人的一种基本功夫。
《史记》是朝鲜世子培养必读史书，也是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朝鲜世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习读经史。如何习读经史，孰先孰后，也很关键。朝鲜世子教育中，《史记》是必读书籍，当时有大臣指出“先读《史记》，次读经书，则文理易达”。（15）同样，如同中国朝廷的经筵制度一样，朝鲜王庭的经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国王讲授儒家经典与重要史籍。朝鲜国王要求大臣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也要精通中国史书，以备顾问。《史记》是历朝国王经筵中必讲内容。明宗时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学高明，《四书》必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16）可见，总是将治国之事与讲《史记》联系起来，这样，使经筵日讲有经世致用之功效。
《史记》何时传入日本，有不同说法。覃启勋认为“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史记》始传日本的使命正是由这批使者完成的”，并指出“《史记》始传日本乃是中国史学始传日本的重要标志”。（17）传入日本后，《史记》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出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校不得讲解除《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之外的其他内容”。（18）可见，古代日本学校对《史记》的重视，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
综上所述，古代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朝鲜、日本、越南，通过请求中国朝廷赐予；或者使行购求，使得大批中国典籍得以流传至周边，史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如同《史记》一样，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书在周边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也正是在中国史籍的影响下，周边各国传统史学才渐渐发展起来。
二、日韩越对中国史馆制度的模仿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史官记录史事的国家，西周时期，修撰编年体国史已成为官方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得以发展，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均设有专门史官，记录国家大事。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官名目繁多，诸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各司其职，各记其事，已经有了初步的职责分工。汉代开始，有设立史官编纂本朝历史的传统。唐代以后由朝廷设立史馆，选任史官，修撰国史，成为定制。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王朝通常以为胜朝修史的方式来宣示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由朝廷主导的官方修史制度，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古代朝鲜，大量中国史书的流入刺激了其修史制度的创立。三国时代，新罗和高句丽便已模仿中国修史制度开始记录王朝大事。“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近肖古王十三年（375），“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20）故而一般认为，百济肖古王时期开始正式编史记事。统一新罗对史学相当重视，模仿唐朝建立了修史机构，崔致远、金大问、僧人慧超等人皆曾编成了史书。
高丽王朝立国伊始，便模仿唐、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史馆制度，设立了春秋馆。“春秋馆掌记时政，国初称史馆。”（21）史馆常设，为修史工作正常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史馆建制相对应的是史官设置，“春秋馆置修撰、注薄各一人，检阅二人，后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检阅正九品。又有领馆事、监馆事，首相为之。知馆事、同知馆事，二品以上为之。充修撰官、充编修官、兼编修官，三品以下为之。”（22）可见，由首相监修领馆事，监馆事的制度与唐宋史馆建制非常类似。史官虽名目繁多，各负其责，分工协作，能有效保证修史活动顺利展开。在高丽王朝时期，史官品位不高但职责重大，君主言行、百官政绩乃至国家时政大事都需及时记载。
高丽王朝亦模仿宋朝建立了起居注制度和为前朝皇帝撰写实录的制度。《东国通鉴》载：“平章事韩安仁奏：睿宗在位十七年，事业宜载史册，贻厥后世，请依宋朝故事，置实录编修官。制：以宝文阁学士朴升中、翰林学士郑克承、宝文阁侍制金富轼，充编修官。”（23）1314年正月，命政丞致仕闵渍、赞成事权溥“略撰太祖以来实录”，可见此时各代国王都有比较系统的实录记载。1331年九月，“命修忠敬王实录”。1346年十月，又命府院君李齐贤等人“修忠烈、忠宣、忠肃三王实录”。（24）可见，高丽王朝史馆建制完备，撰修实录也成为定制。
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注重文治，史馆建制比高丽更完备。1392年七月，太祖李成桂置艺文、春秋馆，设史官记录国史。此后逐步完善，形成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艺文馆乃是“掌制撰辞命，并用文官”，（25）置正七品奉教二员、正八品待教二员、正九品校阅四员，共八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从正三品的修撰官、编修官到正五品、从五品的记注官，他们再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紧关文书”为基础，加上大臣的上书、谏言以及诸道资料，进行核对，撰成《时政记》。其实，弘文馆的官员兼任春秋馆修撰以下的官职，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员。虽说艺文春秋馆负责编修时政记，实际上，弘文馆等其它衙门的官员也是全力参修。艺文、春秋馆在《时政记》基础上，再编成实录。现在保存下来的《朝鲜王朝实录》非常完备，记录了自太祖到哲宗长达470年的事迹，共计1708卷，4840余万字。此外，朝鲜王朝官方也常常组织临时性编修史书，临时设馆，如编修《高丽史》、《东国舆地胜览》等等。官修史书相当频繁，留存史书也相当多，乃是模仿中国官修史馆修史最成功的典范。
五世纪初，日本开始置国史，乃是掌管文书的官员。在七世纪圣德太子时期，曾有编修国史之议。大化革新后，设纪传博士，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昭明文选》等为教本，讲授史学。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日本仿效中国正史本纪，编成第一部官修史书《日本书纪》，此后日本官撰史书一度停止。平安初期，日本设立“撰日本纪所”，后改称“撰国史所”、“修国史局”，用汉文先后修成五部国史，加上《日本书纪》，就是“六国史”，乃是专仿效中国正史之本纪而编成的官修史书，此后官修史书陷于停顿状态。而日本官修史馆也停废，一直到德川幕府时期，水户藩德川光囫于明历三年（1672）设史馆，取名“彰考馆”，撰修一部纪传体日本史。正德五年（1715），天皇赐名“大日本史”，历时250年，才最后将此书编成。明治二年（1869），设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八年，废止，设修史局。二十一年（1888），将其工作移交东京帝国大学，设临时编年史编纂馆，不久，又被裁撤。二十八年（1895），再加以恢复。可见，相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日本的官修史书并不发达，其官修史馆制度也是时设时废，并无一以贯之的制度留存。这是与中国、朝鲜在官修制度方面的差别。
五代以前，越南为中国郡县。五代时，才开始独立。而其史学的发展，也是此后才有之事。越南官方注重修史。宣德年间，明军撤退，黎朝独立，即开始国史编撰。越南史学以官方为主，黎朝国王命官员，先后编成了《蓝山实录》、《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阮朝年间，官方也重视修史，明命元年（1820）建立了国史馆，编修实录。后又编成一部编年体通史《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可见，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史书皆是官修而成的。
总之，在中国史馆制度的影响下，朝鲜、日本和越南皆不同程度的重视官方修史，朝鲜最重视史馆制度的建设，自统一新罗开始，一直到朝鲜王朝，官方修史成就最多。日本官修史书不够发达，史馆也时设时废，没有形成一套连续不断的官方修史制度。越南立国较晚，但自黎朝开始，官方就特别重视修史，并且编成了一批史书。可见，朝鲜、日本、越南，其官修史书制度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修史制度的影响，不同程度上，其有继承，有变化，但都是中国史馆制度所影响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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