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日韩越对中国史书体裁的模仿
东亚汉文化圈中，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中国史学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古代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籍，都传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广受重视，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典籍，也成为他们编修史书模仿的对象。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体裁，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等，几乎每一种体裁皆被模仿，并有史书传世。朝鲜史学作为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史书体裁，史学思想都是效仿中国史学的。日本、越南古代史书亦基本类似。
朝鲜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完全效法中国史书。就以朝鲜王朝为例，朝鲜史家讨论史书体裁时，皆是先论中国史书，再及朝鲜史著。即如曾历事三朝、累官领议政的李宜显（1669-1745），论及朝鲜史书三种体裁，其曰：
史书其类有三：一曰编年，《左氏春秋传》、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徐居正《东国通鉴》……而朱夫子用孔子春秋笔法，作《纲目》，此则编年之中，立纲分目，又是一例也。宋、元则有东人金宇颙《宋元纲目》，明则有李玄锡《明纲目》；高丽则有俞市南棨《丽史提纲》，而罗、句、济三国见阙。近者林象德著《东史会纲》，俱载焉，皆用纲目义例也……二曰纪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欧阳修《五代史》，是为十七史……东国则有金富轼《三国史记》、郑麟趾《高丽史》。三曰纪事。纪事者，纪一事之始末也。宋袁枢始作《通鉴纪事本末》，纪自周威烈王，止于五代……近徐相文重作《朝野记闻》，记国朝事，亦用纪事本末例。（26）
可见，其所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莫不是先论中国史书，列举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然后再提及朝鲜的相关史书，充分说明朝鲜的史书体裁完全是效仿中国的，其史学文化正是中国史学文化的一个分支。朝鲜后期重要史学家、文学家南公辙博览群书，其论史书体裁曰：“史有二道，编年与纪传也。编年起于《春秋》，而纪传则始自迁创之。将正其一统，分代以纪年，因年以系日月，制度沿革、忠贤刑赏之是非，错出而互见，则编年为谨于法。代各有纪，人各有传，以专其行治得失之故。叙次该洽，则纪传为详于事，二者皆不可废也。”（27）可见，朝鲜古代史书体裁与中国一样，最为重要的也就是编年与纪传二体。
在讨论纪传体时，都首先肯定司马迁《史记》的开创之功，而后世的纪传体史书都遵循司马迁所创设的规制。“后世作者，一遵史迁规制。”（28）这成为朝鲜史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高丽史》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学人就称：“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29）“本史”，即是纪传体史书，明确指出乃是“迁、固之遗”，完全是效法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因而无不是以《史记》作为模仿对象。
朝鲜半岛上编年体和纲目体史书也比较发达，如《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都是较为重要的编年体和纲目体史书。李朝成宗时期名臣徐居正主编了《东国通鉴》，乃是仿效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的。纲目体史书创始于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高丽末期，《资治通鉴纲目》传入朝鲜半岛，很多史家效仿纲目体撰写史书。郑梦周曾上书说：“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实录亦不详悉，请置编修官仿《通鉴纲目》修撰，以备省览。”（30）郑梦周的建议被采纳，高丽王下令以纲目体编修实录。朝鲜王朝时，效仿《资治通鉴纲目》的史书大量出现，诸如金宇颙《续资治通鉴纲目》、俞棨《丽史提纲》、洪汝河《东国通鉴提纲》、林象德《东史会纲》、安鼎福《东史纲目》，都是重要的纲目体史书，皆是仿效之作。
日本最早的史学著述，大约出现在6世纪前半期的继体天皇（507-531）、钦明天皇（540-571）时期。当时，汉字已传入日本，日本人掌握了汉字的音读、训读方法。当时日本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促使当政者加深对历史的反省，产生了留教训于后世以作鉴戒的思想，这样，就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历史书籍《帝纪》与《旧辞》，现两书俱佚失。之后，《古事记》问世，乃日本古代官撰史书，由太古传说起到推古天皇（628）止，完成于712年，全书3卷，它明显受到了中国史学上正统论观念的影响，其目的在于构建从神代到推古天皇的皇位继承体系，将天皇的血统直接描述为神的后裔，“其目的不在于记述历史事迹，而是一部自觉体现正统论中血统观念的史书”。（31）此后《六国史》出现，则是模仿中国史书而编成的官纂史书，其体裁仿效中国史书，编修目的亦借鉴中国史书。
《六国史》，乃是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官方编撰的六部日本国史书，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的总称。《日本书纪》的体例源于中国史书，此书原名为《日本纪》，盖仿效《后汉纪》之体式而编成。史料上直接或间接参考了多部中国史书，“《日本书纪》在史书的直接利用方面，是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蜀志》除外）为中心的。《梁书》、《隋书》利用了一部分。”（32）《日本书纪》借鉴中国正统思想以说明天皇继承中的正统问题，把天皇叙述为天照大神的后代，有别于其他血统。这种观念“没有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当时是不可能形成的”。（33）随后《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五部史书，继续弘扬《日本书纪》的特点，吸收和继承中国纪传体史书的某些特点。
随着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逐渐衰微，武家势力抬头，修史机构由公家转入武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幕府在其成立之初，重视运用各种手段，宣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同时采用各种方法加强对臣下和诸藩的控制，而编修史书，特别是编修能够品评人物的“纪传体”史书，往往能够达到幕府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德川幕府历任将军，都对编修纪传体史书表现出了与以往其他武家政权不一样的热情，《大日本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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