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设馆修史”下的集体合作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被组织于固定的治史机构之中以进行统一的史学研究与写作，如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以及延安中央研究院及其相关研究室。其实，这些治史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具有古人“设馆修史”的印记。
其一，设馆修史的最大好处即在于史料采择的周全与完备、史家集体撰述的规模效益与各抒所长，而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便恰恰做到了集众人之力，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延安地区十分有限的学术资源。《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就是范例，范文澜接到毛泽东的任务后，便立即召开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全体会议，并讨论决定采取分工合作和集体创作的办法。当然，史学工作者的分工合作也还解决了“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的史家难题。从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的研究与工作计划即可看出，基本上都是按照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兴趣专长来安排各自的研究工作的。而如此便能集中各人优势以在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铸造新的学术“范式”，更可用崭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去填补系统治史的空白。
其二，设馆修史也有流弊。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有大量论述：一来史家集体著史，难免有碍个人独立思考，众史家“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无法再铸一家之言。二者官设史馆，实录、直书皆无可能，“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与之类似，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中其实也存在着种种限制，无论是学术之争，还是治史的前提与目的。如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杨绍萱主张西周仍是奴隶社会，而范文澜“却比较自信，不轻易接受不同意见”(33)，这就导致杨绍萱不愿合作，而当范文澜自己写好初稿并向大家征求意见时，多数人也就不愿意表示看法了。又如在从事史学研究时，历史研究室的史学工作者始终不忘的即是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尤其是王实味事件和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事上。每当政治浪潮袭来，史学政治化的特征便格外明显。
然而，较之于古代史馆，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取得了长足进步：既不再是为帝王将相姓编写家谱，也不再是仅知个人而忘记群体，即注重对人民群众生产和斗争活动的记载。同时，也不仅体现在史学工作者的史书编纂上，还体现于他们的教学工作之上。研究对象的重大改变、通俗史学读物的编写、教员课堂传授历史知识以及学员课内外的讨论切磋等等，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从而击碎了那曾一度高高在上、被人焚香供养的史学神像。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在延安地区迅速普及开来，正是因为两所治史机构承担了其中的主要环节。它们的有机运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研工作迅速发展，达成了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且为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亦更是后人从中汲取智慧与灵感、进而把握克里奥女神脉搏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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