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不仅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研究校雠学的主旨，而且也以此作为评价历代校雠目录类著作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他对刘歆所著《七略》予以充分肯定：“刘歆《七略》……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36）指出刘向之子刘歆所撰《七略》，广搜群书，辨明学术流派，上溯儒家经典六艺并尊之为祖，不以按类编次为能，诚为明道之书。对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亦予以充分肯定：“《汉志》最重学术源流……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37）班固所撰《汉书》本为断代史，然其《艺文志》却系刘歆《七略》要删，于学术典籍皆上溯周秦，下迄汉代，可谓条贯古今，学术源流昭然，故为章氏称许，亦视为明道之书。《七略》、《汉志》之外，于近世校雠著作中最为章氏所推重者，便是宋人郑樵《通志》中之《校雠略》。他说：“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是特著《校雠》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38）“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为汉时以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为代表的校雠家所宗，遗憾的是后世校雠家却忘记了这一主旨，蜕变为甲乙部次之学。郑樵接续汉人传统，求本溯源，以体现古今学术发展大势为主旨，撰成《校雠略》。章氏以为，此种作为，实属难能可贵，故亦赞许有加。
从以上章氏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之所以称赞以上这几部校雠学著作，是因为它们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可以明道。章氏曾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39）这就是说：在章氏看来，校雠学著作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器，而通过阅读这些内容，能够上升为对某种学术流派的发生发展乃至衰微的规律性认识，才是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校雠学著作都能够即器明道，只有于古今学术追本溯源，明其源委，才有可能上升至道的层面，因而章氏在校雠学上反复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章氏的校雠学思想显然是与史学思想相联系的。章氏在史学思想上倡导通史体裁著作，企图藉此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规律性的认识；章氏在校雠学上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旨在明道。那么其道为何呢？只能是借助校雠学探索学术发展史上的某种规律性认识。对此，索慧先生在《章学诚的校雠理论及其方法》一文中说：“这里的‘名道’，就是要揭示图书性质，阐明图书发展规律，因此在他看来，校雠学家不仅要‘部次甲乙’，而且要条别学术流派，阐明各类图书产生发展的规律。”（40）可以说准确地探知到了章氏的真正用意。
六、史意论辩与最终结论
综上所述，章氏在历史编纂学上，拔高撰述，即史学著述的地位，力主“知来”之学；在史评上，倡导通史体裁，藉以探索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在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拔高“三书”中志书的地位，并通过“略人之所不略”、“详人之所不详”的别识心裁，以探索地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在校雠学上，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探索学术发展史上的某种规律性认识。由此推之，通过撰史修志，藉以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最终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当为章氏史意特指内涵之核心内容。
章氏既以此为重，在平生治学上，当然也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对此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如在社会史方面，他说：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41）
这就是说，人类文明之初，只要有三人一同居住，就一定有家务。而有家务，必然有分工，于是便产生了平均意识。又恐分配不公，必推年长者决断，于是便出现了人的地位差别。至人众之后，又必然会推立君主和师长，裂土分治，于是便有了诸侯、井田和学校。以上这些事物都是不得不如此的时势造成的，并非圣人的智力所能及。由此可见，章氏以上论述基本上是客观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尤其是他认为历史是由时势而非圣人主观推动的思想，反映出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
在学术史方面，他说：
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42）
这就是说，纵观古今学术史，不同的学术流派，此消彼长，循环往复。就某一正值兴盛时期的学术流派而言，若有所崇尚，必有所忽略，此为客观形势使然，非人力所能改变。当时之学者大都不暇思索而追随时风，以时尚之学而比较前人“过时”之学，自认为超越古人，岂知学风一变，后代之学者视当时之学者，亦犹当时之学者视前代之学者，于是古今学者们代代相传，亦代代相轻，终身如此，至死不明。章氏以上论述可谓颇具见地，宋明空言义理，清人以考据实证之学矫之，考据学又舍本逐末，为考据而考据。章氏在总结宋代以来学术发展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以史明道之说，即将史实与史意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学方法，以持世救偏。可见章氏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这种理论业已指导他的史学实践了。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幾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43）
这就是说，从史的角度来看《尚书》，辞简而意达，堪称天下之至文。然而后世之史书体裁，一变为编年体之《左传》，再变为纪传体之《史记》和《汉书》，三变复归编年体之《资治通鉴》，四变为南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因事命篇，既无纪传体内容重复之累，又无编年体内容割裂之弊，复得《尚书》之精髓，堪称《尚书》之遗绪。这便是“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
应当说，章氏“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这一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史上的某种规律，诚如瞿林东先生所说，它“触及到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44）。笔者以为，瞿林东先生对章学诚的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说章氏已经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恐有拔高之嫌，章氏终究是封建文人，未必能够认识到那么高的程度。通读《文史通义》一书，我们还可以感受得到：章氏对上古典籍，尤其是六艺，是十分崇拜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学者应“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45）。将上古典籍六艺视为道之本真与本源。由此推知，章氏所谓之“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不过是封建历史循环论在学术史上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
由上而知，章氏平生倡导史意之说，力主以史明道之旨，探索得到一些具有朴素唯物论因素的规律性认识，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章氏探索的这些具有朴素唯物论因素的规律性认识，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涵义是有区别的。今天我们所说的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已经具有特定的政治内容和时代色彩，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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