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志关系结构（如图）
史志关系历来是方志学界关注的热点、论争的焦点和学科建设的难点。尽管《条例》已对志书“资料性文献”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但近年来学术界的纷争似乎并未休止。本文暂且撇开各种不同观点，试图用以下图示结构说明问题。
这个“工”字图形结构表明：
1、方志编纂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在图中，下面的“⊥”形结构为“方志编纂”，上面一“-”则表示为“历史研究”，表明方志编纂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李大钊曾指出：“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11）
梁启超在史学界曾首创“客观”与“主观”之说：“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12）何兆武也认为：“‘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相应地，“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13）
这都说明：历史学可由两个不同方面构成，“客观”的“记述历史”是前提，“主观”的“历史理论”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深化，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史学研究的整体系统。
如果承认地方志从大类上属史学范畴，而且又认定其不是纯学术研究，而是一种“资料性文献”，那么，无论从历史所存志书形式还是从目前的方志编纂实践看，地方志应当属于“客观”地“记述历史”的范畴（即“历史学Ⅰ”），这是它与历史研究的职能分工和关系定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志书是在史料收集整理基础上形成的“资料性文献”，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有学者早于《条例》颁布前已明确指出：“方志虽属史的范畴，但毕竟非史，而是史料。”（14）这也使得“志为史基”，“史从志出”有可能成为现实。
对于史志的这种关系，其实古人早有认识。如明代《汉阳府志序》所言：“志者史之积，史者志之成。”（15）章学诚认为：志书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16）因此“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17）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常作这样的比喻：假如一条堆放着各种书籍的船只，因装载太重快要倾覆时，必须往外扔书。在扔完其他书籍后，当最后需要在志书和史书之间作出选择时，他认为应当保留志书。因为只要有高质量的志书，便可以写出新的史书。（18）从而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志书的客观价值地位和史志两者的辩证关系。
当然，志书编纂与单纯的史料收集不能完全划等号。事实上，经千百年发展，即便围绕史料的发掘、收集、清理及考辨等内容，也已形成了考据、文献、档案、辨伪、校勘、辑佚等等一条完整的学术链。作为以收集史料为重要内容和以资料性文献为基本形式的志书编纂，既需要运用这些学科和借鉴它们的科学方法，同时又有自身的独特规律和方法。
2、历史研究是在地方志书基础上的深化。
图中，建立在“上”形结构（方志编纂）基础上的一“-”特指“述而不论”的“论”。前已述及，“论”是在“记”、“述”基础上所进行的更深程度的分析研究和阐述。但“述而不论”是方志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此处的“论”显然不是指方志编纂，而是特指建立在方志基础上的历史研究（即“历史学Ⅱ”）。
从史学研究角度看，尽管“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收集和考订资料，但历史决不等于资料”。“以‘文献’为中心的各种工作不应成为现代史学的主流和正统，不应成为现代史学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理想。”“可以说，真正的历史研究开始于资料全部考订准确清楚之后。”（19）正如章学诚所言：“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20）而且从近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史学界逐步形成的共识是：“历史学本身就具有解释学的性质”，“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21）从这个意义上看，既然地方志以“资料性文献”性质定位，以客观收集、整理史料为主要内容和形式，那么历史研究无疑是建立于“客观”和研“史”基础上的“主观”之“论”。“通常的看法总以为所谓历史学就是（或主要的就是）历史学Ⅰ，而不知道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其关键乃在于历史学Ⅱ，而不在于历史学Ⅰ。”“史料学不是历史学，也不能现成地给出历史学。”“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却全有待于历史学Ⅱ给它以生命。没有这个历史理性的重建，则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学Ⅰ所留给我们的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22）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并不仅仅以方志为基础，方志也不只为历史研究服务，两者都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且上述“”字形图示结构是对史、志结构关系的一种形象描述，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层次高低和水平差异。其实，不仅两者本身就各有侧重，而且与史学研究一样，方志学同样是一门具有自身独特对象和编纂规律方法的科学。因此，方志要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就不能只关注史料收集而忽视编纂者史学理论素养的提升和学科建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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