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史学发展过程和变化趋势看史志关系
（一）从我国史学史的传统影响看史志关系
由于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与史学研究具有天然联系，而且史、志一度曾同源同根。可以说史学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甚至每一次波折起伏，都会对方志编纂实践和学科建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纵观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始终垫在泾渭分明的两种现象，即从史撰、史考两种传统一直到延续至今的史观、史料两大派别。如果承认这两种系统的存在，那么从史学史发展过程和史志关系程度看，不能不首推历史考证方法对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上世纪初，由于受兰克学派的传统影响，从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到陈垣的“竭泽而渔”收集资料说，再到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的鲜明主张，尽管历史考证学派曾因存在一些缺陷而受到史学界的批评指责，但它始终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位置。而且到上世纪80年代，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论争，“以往被轻视并遭到批判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受到重视。”“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尊重事实、重视史料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离开史料和史实而空谈理论，曾经给史学界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为了还历史的科学性，历史考证方法必须被重申和重视。”（23）
事实上，直笔信史历来是方志界遵循的优良传统。早在清代，方志界就存在“考据派”和“文献派”等两大派别。如“考据派”代表戴震“所做的学问，无一不从考据入手。只有考据才是做学问的正道”。“文献派”代表章学诚则认为：“地理沿革仅是方志内容的一个部分，不能以此来概全书，”而“要靠搜罗大量地方文献加以编纂”。（24）在今天看来，无论是重历史考据还是重遗存文献，实际上都是在遵循客观准则基础上采用的不同编纂方法而已。
因此。如果说在所有学科中，历史学与方志学关系最为密切，那么很显然，在我国史学史和方志编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资料性文献”，历史考证方法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最为深刻，这种传统实际上已延续至今。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20年为一轮，无论是一轮还是二轮修志实践，无论方志学界范围内有多大争议，“述而不论”的“客观”性原则事实上已成为方志界共同遵循的修志准则。
当然，用今天的辩证眼光看，无论是史料还是史观，无论是考据还是义理，无论是实证还是论证，都是史学研究一个主题的两个重要范畴，只不过研究视野和侧重点不同而已，它们本身不应截然对立和分离，史学研究者和方志编纂者也不应在主观上厚此薄彼。
（二）从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态势看史志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史学界内部就一些传统问题的纷争外，毫无疑问，西方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降，20世纪的中国学者无论持论如何，借镜于西学来认识中国文化已成为普遍的特征，区别仅在于程度不同。”（25）从当前西方史学的影响和发展态势看，在方志编纂和学科建设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如何处理公共史学借助大众传媒产生的“双刃”效应与把握好方志编纂“全面性”原则的关系。
所谓“公共史学”一般是指以公众为阅读对象而撰写的历史。在英国学者约翰·托实看来，“公共史学虽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重心所在是消费历史……不是研究历史。相应地，读者也是消费者的态度，如同超市购物，方便快捷和包装良好即可。”他们“闲暇娱乐的需要超过获取真知的需要”，因此“在中国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历史与历史小说到底有什么区别”。（26）
近年来，借助于大众传媒，公共史学的效应被放大到了极致，以至于“历史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有人甚至预言有‘亡史’的威胁。当前遭遇的最新挑战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以影视、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27）如有学者就认为，就“都需要运用联想力而言，史家与文学家有共同点”，“没有丰富联想力是不可能完成的”，甚至“文学作品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进入史学。”（28）这样，“‘历史叙事’被视为文学形式之一，史学研究与哲学分析、心理臆测和文学想象混为一谈。”“‘史’与‘事’被割裂开来，‘事’不必尽出于‘史’，人们可以为了‘叙事’而任意杜撰‘历史’。”（29）甚至“有些人为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抛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恣意解说我们祖国的历史而不受学术的道德的乃至法律的约束。”（30）显然，这不仅背离了传统的史学观念，而且一旦借助于大众传媒这个现代化传导机制，毫无疑问会影响当代公众的认知选择。这是导致目前虚构史学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由于公众毕竟是一个参差不齐的群体，“消费历史”可以甚至应当成为他们一种合理的文化需求，相应地公共史学也应有其合理存在的价值。但过度消费历史不能成为一种主流和导向。因为很显然，过度消费的最大缺陷是对历史以偏概全的图解甚至颠倒是非的曲解，它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众“片面”而不是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历史。而“全面”地向公众介绍和传承历史才是史学界的天职，也是方志编纂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方志编纂与公共史学仍有区别。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方志编纂应力求全面展现而不是片面解构历史，特别要注意过度消费的倾向影响方志编纂的具体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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