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
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辽史》补正、考订撰述，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1901)，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1915)，吴廷燮《辽方镇年表》(1901，为氏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194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1949)，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本时期《辽史》校勘成果颇丰，是辽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有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1936)，据作者自叙称书名系“蹈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之旧名，该书对《辽史》补正、考订、校勘下了很大功夫。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著作。冯家昇、罗继祖、傅乐焕在《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上贡献尤大。
辽文辑录成果，有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黄任恒辑《辽文补录》1卷，后来黄氏将此书与《辽代纪年表》1卷、《补辽史艺文志》1卷、《辽代文学考》2卷、《辽代金石录》4卷合为《辽痕五种》(1925)，罗福颐辑《辽文续拾》2卷、《辽文续拾补遗》1卷(1935)，金毓黻辑《辽陵石刻集录》6卷，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3卷(1937)亦著录有辽代石刻，陈衍辑《辽诗纪事》(1936)12卷，除收录辽代本事的诗歌外，还附以西夏、高丽两国之作。
以上有关《辽史》考证、校勘和辽文辑录等，均属史料整理的范畴，而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则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另一重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革新思潮，辽史研究同中国历史学总体发展一样，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王国维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史学研究除了使用“纸上之材料”(文献)外，还要重视“地下之新材料”(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利用新方法从事古史研究，涉及辽史者有《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分别就辽金部族、西辽地理等问题作了探索。
在此期间，出现了冯家昇、傅乐焕、陈述、罗继祖等辽史研究大家，其中前三位被称为“辽史三家”，连同罗继祖又被称为“辽史四家”。他们的生活年代和学术活动分别延续到20世纪60至7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但是其辽史名家地位的确立是在本时期。为了叙述方便，将他们毕生对《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的贡献在这里一并介绍。
冯家昇(字伯平，1904—1970)，在《辽史》校勘、考订方面，著有《辽史初校》《〈辽史〉源流考》《〈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1959)。《<辽史〉源流考》论述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辽史》史源。罗继祖说，“全面研究《辽史》，并从校勘入手应该说冯书是第一部。”冯家昇还在契丹研究方面撰文多篇，有《太阳契丹考释》(1931)、《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1932)、《契丹名号考释》(1933)等，分别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号之起源、释义等进行考证与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
论及冯家昇的辽史研究，这里还要说到在海外学界引起很大关注、署名他与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合著的英文版《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1949)，总论部分由魏特夫执笔;其余部分主要由冯家昇撰写，分成两大板块，先是分论，介绍相关主题(具有研究性质)，后是注释，集中对史料、名物制度进行注解，内容广泛，涉及有辽一代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物产乃至契丹文等等。本书被评论为：“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该书还附有冯家昇对西辽史的研究。附录五《哈剌契丹》“不仅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新的汉文史料，并对起儿漫哈剌契丹的史料也做了收集和研究。该附录除去对整个西辽政治史排出四个很详细的事件年表外，还对西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军事制度、文化宗教以及妇女婚姻等做了全面的探讨。这个附录代表了西方国家研究西辽史的最高水平。从那以后西辽史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见魏良弢：《喀剌汗王朝史西辽史》，2010)。
《中国社会史———辽》总论提出的“征服王朝论”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外中国辽金元清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对于这样一个在海外影响广泛的理论，却在中国大陆辽金元清史研究中，除得到个别研究者认同外，多数论者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对“征服王朝论”无论是否定、批判，还是赞扬、欣赏，似乎都稍显有简单化的倾向，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陈述(字玉书，1911—1992)，著有《契丹史论证稿》(1939)，是第一部从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专著，论述
了契丹民族之构成、选汗制度和帝位继承、统治政策以及西辽的建立等辽朝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明确指出，“契丹为中华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这一提法同那种视契丹等少数民族为“外族”、“异族”的传统观点相比，是一大进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该书说：“此书乃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兴味者，读之对著者之高见不胜钦佩。此书乃庄重之出版品，系最有价值之一编政事史。”(《燕京学报》第40期)陈述还发表专著、论文多部(篇)，研究范围涉及契丹民族、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如《乣军考释初稿》(1949)，就乣军问题同日人箭内亘所撰《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进行讨论，对“乣”的读音、释义、乣军等作了考辨，还有《乣军史实论证》(1950)、《契丹社会经济史稿》(1963)、《契丹政治史稿》(系据《契丹史论证稿》修改增补而成，1986)等。文献整理有《辽文汇》(1953)、《全辽文》(1982)，前者是在清末、民初缪荃孙辑《辽文存》、王仁俊辑《辽文萃》、黄任恒辑《辽文补录》、罗福颐辑《辽文续拾》基础上增益新得者汇编而成，后者较《辽文汇》又有扩充。自乾嘉以来，清人先后集成《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辽文》则将历代全文延长了一段，为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汇集大量史料，为辽史研究提供很大方便。如果能把所收资料与尚存的碑刻、拓片逐一对照、详加校勘，将对辽史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陈述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即着手编纂《辽史补注》，陈寅恪为之撰写序言。此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耗费作者大半生精力，直至晚年才得告竣，是辽史研究的里程碑式巨著，据悉问世之日可待。
傅乐焕(1913—1966)，长期从事辽金元史，特别是辽史研究。《辽史》校勘、辑补方面，有《宋辽聘使表稿》《辽史复文举例》等。专题研究方面，有《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代四时捺钵考》等，尤其后文是这个时期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仅对了解辽朝疆域和地理极有价值，并且揭示了辽朝制度的特色及其对后来金、元、清三代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辽朝制度与文化的必读之经典。
罗继祖(字奉高、甘孺，1913—2002)，著有《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说，《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由此奠定了作者的辽史名家地位。此外，还撰有《辽史拾遗续补》《辽史表订补》等。1963年，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宋史》。罗继祖还发表不少辽史研究论文，如《辽承天后与韩德让》(1962)等，引起辽史界的关注。《枫窗三录》是他晚年结集出版的一部读史随笔札记，内容涉猎广泛，不乏真知灼见，得到许多学界名宿好评，甚至有评论称其价值不在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之下。
除了上述四大家外，还有张元济撰《辽史校勘记》(稿本)，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1941)，其中“契丹之统一东北”、“东丹国及渤海遗族”和“宋使入辽金之行程”3节述及辽史，有颇见功力的考证，金氏还著有《宋辽金史》(1946)，有一半章节述及辽史，此书首开宋辽金史整体研究的先河。还有姚从吾、方壮猷，杨志玖、朱子方、谷霁光、刘铭恕、傅衣凌、张亮采等也撰有相关文章。本时期的辽代文学研究，有苏雪林《辽金元文学》(1933)、吴梅《辽金元文学史》(1934)，是最早论述辽金元文学史的专书。
辽庆陵哀册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契丹字的识别与研究。辽代契丹人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小字，行于辽金，直至元初尚偶有使用，以后废弃，也无契丹文书籍传世。明清以来，陆续发现若干契丹文碑刻，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1922年在辽庆陵中发现哀册，从30年代起，国内一些学者如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罗福颐等，开始从事契丹字研究，其中以罗福成的成就最大，撰有《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1933)、《契丹国书管窥》(1949)等，较全面地叙述契丹大小字历史，并汇录所能见到的契丹字，舍其重文，得1040余字，为后来的契丹字研究提供了方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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