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是新疆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但是二者的性质也有相当的差异。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而且从地理形势上看，东、西方向无险可阻，草原的力量可以长驱直入，在草原绿洲上农耕与游牧力量交互兴替，原有的力量都会被摧毁，然后重建，变动性极大；而天山南路绿洲带因被沙漠戈壁分割，牛羊等畜群不能通过。所以绿洲尽管会被游牧力量征服，但不会持久，其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天山北路被称为是“草原之路”，天山南路被称为是“绿洲之路”。
拉铁摩尔高度评价汉人对于开辟这些交通路线的贡献，“假若将其地绿洲间的交通路径，化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明之间的通行大道，不是绿洲的土人，乃是华人，往史斑斑，灼然可见。”（26）“长城-天山”古代商路的形成，既有地理原动力、也有社会原动力，还有历史原动力，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其中又以历史原动力为最重要的因素。
拉铁摩尔通过“长城-天山”商路的考察，发现“历史原动力”在商路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必须要还原到长城和天山。长城内外是农区、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外则是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汇线，它们的组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
三、中国、草原与绿洲互动关系中的新疆
拉铁摩尔注意到新疆与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最为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就是“绿洲”，并以此为中心来分析新疆历史，“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而不是孤立的。”（27）新疆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地域历史，而是在几种力量的冲突、交流、融合、调适等变迁中的历史。
在中国、草原和绿洲关系中，绿洲属于“侧翼势力”。“在他们（草原与中国）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28）侧翼战争属于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的一部分。“汉代，汉族与匈奴的战争可以称为是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和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29）在草原、中国、绿洲关系史之间，绿洲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在中心位置。新疆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草原与中国，其次才是印度、伊朗和西藏等其它地区势力的影响，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关系的组合。一是游牧民族控制绿洲以对抗中国；二是中国控制绿洲以对抗游牧民族；三是在草原与中国力量都不能到达绿洲时，绿洲的自我崛兴。四是“过渡地带”与草原、中国、绿洲之间关系的平衡。这几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新疆历史剧情发展的主线。
绿洲犹如“细胞组织”，因为干旱地区的阻隔，无法成片发展，这使汉人无法复制内地大规模的生产与社会组织（拉铁摩尔称为“汉族环境”）；另一方面，这也使绿洲无法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的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30）中国力量在沙漠绿洲居于优势。自汉代起，“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31）中国通过丝绸、茶、瓷器与绿洲的玉石、干果、马匹之间进行交换，使得绿洲的统治者与中国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惠的体制，但是与普通绿洲民众的关系却不大（32）。汉人对绿洲农业生活比较熟悉，“这种生产与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为重要。”并采取一种类似自治的管理模式，“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33）游牧民族在草原绿洲上则占有优势，而他们进入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时，自身的机动性就会受到限制。当进入沙漠绿洲时，其社会更面临着游牧与农耕生活的取舍，不得不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彻底脱离草原生活，意味着游牧民族进入绿洲，无论是对绿洲社会还是对其自身，都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矛盾，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移殖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34）。
拉铁摩尔由此集中分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一是新疆绿洲社会在“集权化”与“去集权化”（Cycl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之间循环，地理环境决定了绿洲无法成片发展，他认为在强大帝国统治下要维持新疆的“集权化”，但新疆内部又固有“去集权化”的特点，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35）。其二是新疆历史是一部草原、中国及绿洲交替崛兴的循环历史。其原因是，“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和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退化’。”（36）其三是南疆与北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草原绿洲易于被游牧势力控制，生活倾向于草原，而沙漠绿洲的生活则易于被中国控制，生活接近于农区。草原绿洲具有开放性、变动性，沙漠绿洲具有稳定性。这是拉铁摩尔对新疆历史特点的深刻洞见。
此外，他对新疆的某些认识虽然还有争议，但不乏启发意义，概括如下：
（一）过渡地带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过渡地区的居民是受他们自己利益支配的。在两者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他们在草原和中国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活秩序的独立民族。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够大，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地与草原的秩序都已经高度发展，过渡社会被夹在中间（37）。作为过渡地区力量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中国力量转向亚洲内陆时，“其通道，却是由已经在边疆本身活动着的力量所打开的。”（38）二是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经济力量，是在过渡地带--边疆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掌握中。“由于丝绸这种奢侈品的利润很高，中国赏赐给中亚小国的君主接受这种赏赐、补贴太多，便把它们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更多的利益”（39）。边疆的商队和中间商人由此获得了远途贸易的机会，成为新疆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还秉承了汉人的生意头脑，购买商队垮掉的骆驼，使其在自己的草场休养生息后，又转手卖给新的商队，从中赚取差价。正是凭借对汉、蒙两种文化的熟悉，这个人群一跃成为边境城市中新兴的富裕阶级。过渡地带是草原、中国、绿洲几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它又是各方的一种联系纽带。正是过渡地带的商人使新疆绿洲与中国、草原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民间交往和联系，也因为交通使新疆绿洲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不过，过渡地带也成为草原和绿洲不能整合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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