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居者与绿洲民：天山的山地历史
天山还有一种内部的相互关系，就是山居居民与绿洲居民的交往，拉铁摩尔称之为文明“竖的发展”（Vertical Construction）。它区别于“横的发展”--绿洲和草原、绿洲和绿洲之间的关系。这种“竖的发展”在昆仑山和天山都有表现，特别是集中在天山的侧面，山的高处可以产木材、黄金及其它多种矿物，更有零星草场，以畜牛羊。山居人主要是从事畜牧或半游牧者，绿洲人则为农夫工匠或城居者，因双方的生产不同，使得绿洲和山区之间产生交换动力，需要交换的物资很多。山居人用毛皮金属与绿洲人交换谷帛布匹及不能在山中制造的工艺品，其贸易比绿洲之间的还兴盛。从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内部互补和交换经济形式，他又称之为“垂直社会结构”（vert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深入到天山内部去观察历史，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历史感。
（三）宗教与新疆绿洲的关系
在新疆，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政治势力。其中影响新疆历史的主要宗教是佛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他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与社会的统一……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了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索带”（40）。宗教的稳固性与绿洲关系密切，因为绿洲小规模的社会不能出现一个真正意义的官僚阶层，而内地佛教则依附于官僚阶层，绿洲的佛教相对具有独立性。此外，商业的交往还促使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传播，如景教、摩尼教、回教、拜火教等，不同地域商人对宗教的需要刺激了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南下的突厥人的关系密切，但是，伊斯兰教的势力一直至14世纪也不能进入天山北路。由于蒙古草原政治势力的衰微，伊斯兰教最终进入草原。
（四）近代地缘政治格局对新疆的冲击
19世纪以降，在西方近代化冲击之下，游牧社会势力和农业社会势力范围逐渐被压缩，特别是草原势力受到的削弱最大。至20世纪初，新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出现，中国、草原、绿洲之间多重关系已经逐渐变化。代替草原力量崛起的是苏联，中苏之间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格局。长城沿线的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联系起来，就是中国内陆边疆的天然屏障，“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交错之地……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它地区都受其影响。”（41）中国内陆边疆在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1944年，拉铁摩尔考察过苏联后，对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新认识，将英、俄、中在亚欧腹地的“大博弈”纳入了视野。19世纪英、俄竞争到20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其原因在于苏联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42）。此外，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人种及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这些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43）。这是从亚欧腹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来看待新疆，从传统的“侧翼势力”一跃而成“亚洲的枢纽”。
四、结论
号称日本史学“泰斗”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提出东洋史的大趋势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核心观点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将中国分为两个不同形态的政权，这一观点被郭沫若鄙视为“垃圾”，但没有消除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44）。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以乾隆时期将喀什噶尔与伊犁的统一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45）中国历史是一个“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边疆就是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天山作为边疆的政治意义陡然上升。而拉铁摩尔以“华夷共治”的视角，注重“长城-天山”“东西沟通”的关系叙述实际上是对“南北对立”观点的一种对立，超越了以中原为本位的“农业中国观”和草原为本位的“游牧中国观”，使我们对新疆历史的复杂性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关于“过渡地带”人群的发现，那些介于“非汉非胡”的“中间形态人群”更是对民族史叙述的一大挑战。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的事和人（46）。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指出了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拉铁摩尔则通过对影响新疆的各种力量进行了历史分析，再次确认了这一中心地位。新疆绿洲曾是中国、草原之间的“侧翼势力”，到近代则变为欧亚大陆腹地的“枢纽”。新中国将草原、农业区还有绿洲成功整合为一个“亚洲的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中国地缘格局重新稳固下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新疆的地缘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
拉铁摩尔的成功主要得益在商路上的穿行，仍有某种局限性。虽然他对于“过渡地带”人群的生活经历非常熟悉，特别是蒙古人；不过，却缺乏对其他边疆人群生活的体验和表述。他专注于交通史，但对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就显得薄弱。比如在宗教与绿洲的关系上，就显得力度不够。另外，拉铁摩尔主要使用的材料是西方学者的考察记录和相关研究成果，很少关注到中国学者在新疆的研究和引用汉文文献，并没有提到《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等重要汉文文献；同时，对于察合台文、满文材料的使用也基本阙如，当前的美国“新清史”的研究学者似乎正在弥补这一不足。在地缘政治视角下，拉铁摩尔将新疆历史拉回到亚欧大陆“中心”，使新疆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这一观点更多体现出了新疆的紧张性，而社会生活史、社会关系史的一面被遮蔽和被忽略了。同时，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大幕下，拉铁摩尔在新疆问题的叙述上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完全是出自政治利益的考量，偏离了学者的本色，我们不能忘记拉铁摩尔还有作为政客的一面（47）。
美国学者柯文倡导中国历史的“精细化”，才能更为准确地表达出中国自身的特点（48），同样，新疆历史长期纠缠在民族国家形成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变迁当中，一直缺乏“精细化”的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基层的社会群体，转向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新疆史学正面临和内地接轨的问题，而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天山”的区域历史叙事无疑会给我们提供新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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