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纂修大型清史，在体裁上必须处理好“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方面，纂修清史是承续历史修史的工作，继二十四史之后再加一部传世之作，因而在体 裁、体例上要充分地体现出对历代沿用的纪传体之继承性。另一方面，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 时代修史，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所要实施的是新世纪第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因而又必须充 分体现出体裁、体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反映出时代精神，使这部大型清史为当今 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为此，除了应该在20世纪有识史家所做的宝贵探索的基础上继续 前进之外，还需要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换言之，我们今天所持的历史观已比封建时代史家 高出两个历史时代，决不能以封建时代只求将史实、史料分类、纂辑自限，相反，我们对清 代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考察各种复杂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和前因后果，在 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考察并清晰地揭示出满族的崛起、清朝的建立、它有过的兴盛以至 衰落和灭亡的过程和规律，从中总结出启迪后人的经验和智慧。
基于上述各项理由，我的不成熟看法是：吸收传统史学的成果，吸收20世纪对历史编纂做 出宝贵探索的史学家的经验，同时参酌戴逸、李文海二先生在今年4月14日《人民日报》上 发表的《一代盛事，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中所提出的设想，建议大型清史采 用一种由下列六体综合而成的新体裁：（一）综述；（二）纪；（三）志；（四）传；（五）表；（六） 图谱，使全书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和直观性的内容丰富的整体。
清史体裁宜沿用纪传体而有所创新
纂修清史是清史学界盼望已久的大事。最近，戴逸、李文海先生倡议于先，史学界乃至文 化界专家学者纷纷响应，纂修清史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历史的撰述首重体裁，体裁不确定，便无从着笔。清史体裁的确定，恐怕首先需要在旧体 还是新体二者之间作一抉择。这个问题是最近由蔡美彪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关于这个 问 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却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为学人所公认的结论。
20世纪初，清朝灭亡，民国肇建，决定特设清史馆，编纂清史。开馆之始，首先讨论的大 问题即所谓“史例”。当时的建议者除了参与修史的馆中专职人员外，还有馆外一些声望卓 著的社会名流。多数人认为清史既然为古代王朝历史的终结，就不妨依据旧史体例--纪传 体断代史--稍加变通。但梁启超有不同意见，他“颇偏重创新史体裁”，可惜馆中各家多 主张采旧体撰写，最后还是确定了大体就近取法《明史》而在类目上做些调整增删的编纂方 针。梁启超是中国史学革命的倡导者，早就有创著一部具有新观点、新体裁、新文体的中国 通史的宏愿，这次编《清史》，夙愿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对一部新清史的眷念仍然不能释怀 。民国十二年，也就是1923年，梁启超为萧一山撰写的今天通用的章节体新体裁《清代通史 》作序时，还顺带表示了对正在纂修中的旧体清史的不满，他说：“官修清史，汗青无日， 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由此可见，民国开馆修清史之初，在体例上的争论就很尖 锐；日后修成的《清史稿》被世人诟病绝不只是内容、观点的问题，体裁和文体也是当时争 论的焦点之一。
国民党去台湾后，曾对《清史稿》有所修订，并以《清史》为名刊印出版。该书的序言写 得很有意思：“以新史学之体例与风范网罗有清一代文献，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 于后来之作家。”一方面对旧体的《清史稿》修修补补，使之以《清史》名世，另一方面又 不 满旧体，期望能编出一部新史学体裁的新清史。这种矛盾的心态也反映出现代人对采用新旧 哪一种体裁无所适从的两难困境。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但作为“正史”之一部的清史到底还没有纂修出来，这不能仅仅 归之于客观条件是否成熟问题、经费问题或其他方面的种种问题，体裁之难以达成一致，恐 怕也是高难度的棘手问题。
关于清史体裁的长期争论启示我们，体裁的确定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眼下能否动笔，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最后修成的清史能否昭垂千秋，以二十五史名世；如果弄得不好，落得 和《清史稿》一样的结局，那问题又该何等严重！所以一定要宽以时日，从容讨论，不仅清 史专家参加讨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专家参加讨论，而且要邀请博识洽闻、有真知灼见的大 家通人参加讨论。《明史》体裁的确定至少有朱彝尊、徐乾学、汤斌、施闰章、潘耒和王鸿 绪这些名重一时的博学鸿儒都发表了重要意见，拒绝入馆的遗民领袖黄宗羲还没有算在内； 而清史体裁的确定的难度远较《明史》大得多，分歧难以调和得多，似乎应引起高度重视，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究竟用旧体还是用新体？我想，拟议中清史的体裁应该确定用传统纪传体而强调有所创新。
为什么要用纪传体呢？我们今天是从“易代修史”的传统出发，提出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帝 制王朝修一部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以为旧史的终结。如果承认这个前提的话 ，就不宜推翻纪传体史书的基本框架而另起炉灶。《二十四史》在体例上因时而变，多有创 新，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司马迁写《史记》开创的纪传体。纪传体将纪、传、表、 志结合起来，具有“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最大限度包容中国古代历史的优点，其以人物 传记为中心叙写历史的形式，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润，已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所以其 生命力至今犹存。体裁作为史书外在的表现形式，说到底是由历史的内容决定的。鸦片战争 后，中国社会内部早已酝酿着的变动无疑更加剧烈了，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甲午中日战 争才真正开端。所以说，纪传体这种传统体裁对于拟议中的清史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纪传体这种传统体裁如果不随着社会变化、时代进步而加以 比 较大的改造的话，则根本不可能胜任承载拟议中清史的重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举凡火车、轮船、电灯、电报等新事物姑且不 论，中外关系上，万国来朝、三跪九叩时代业已一去而不复返了--这些似乎还好处理，坚 执纪传体的“清史馆”里的各位先生就已在《清史稿》中特增“交通”、“邦交”两志， 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这类技术性问题比较好解决，真正难的是我们今天对史学本质、内容 和功能等根本问题的理解与包括大清遗老在内的古人已有完全的不同，诸如：是为专制帝王 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科书呢，还是着力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发挥历史资治育人的 功能？是为帝王将相续家谱呢，还是要书写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的整体的历史？是像以往的史 书那样偏重于政治史、战争史、民族史呢，还是给以历史的各个范畴，特别是经济史、社会 史以全面的关注？等等。基于上述理由，梁启超倡导写新观点、新内容、新体裁、新文体的 全新的中国通史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按照这种意见去写诸如章节体之类的清代全史的话，很 有可能世人不承认这是一部可以接续《二十四史》之后的清史。所以，出路似乎只有充分发 掘传统史学的宝贵资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一条。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在通 史编纂上做出了可贵的有益的实践，我们今天能不能通过清史的纂修实践在断代史上进行更 深入的探索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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