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汉学的主体性与其特点
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汉学的问题。
简单说来，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国，自然是出于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并且反映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汉学日益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必然趋势。不过深究起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无疑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因而变得复杂起来。
最早较有系统地观察了解、进而初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是从明代末年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上帝的仆人”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已是学界常识。传教士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导阶层与欧洲不同，并非僧道等宗教人士，而是儒士。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更有效地传播“上帝福音”，他们开始将传教对象集中到士人阶层。利玛窦从着僧服到儒服的“易服事件”即为典型案例。传教士还在反馈回西欧本土的信息中，尽量放大中国作为一个由知识阶层管理的“开明君主制”国家的形象，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地将他们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描绘得前途光明，以便争取本国教会信众的支持与捐资，更是对当时西欧贵族专制君主统治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后来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得以借用耶稣会士告诉他们的关于东方“开明君主”制度的信息，来批判西欧的君主制度，从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12)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轶事，无非告诉我们，一个文明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了解，无不出于实际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有时就可能扭曲学者观察的眼光。当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国，也未脱离这一规律。
当今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研究，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门与一些私人基金会资助汉学研究项目，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那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个体学者的一些研究项目呈现出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比较显见。尽管如此，在观察与被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前者作为主体的地位不可能改变。也就是说：研究者总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明显的“他者”，撇开政治、宗教等因素，对于西方的研究者来说，它的意义何在呢？
以西方学界为主导的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尽管因为西方文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弊病，有时也使得其知识界感到困惑与沮丧；或是因为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促使西方学者去反思他们观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观，于是才有了“中国中心观”命题的提出。但究其根本，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在他们看来可能更为客观、更为正确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主体自然只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他。在这里，他者只能是西方的一个映衬物。一些学者的研究个案给了我们很好的例证。张西平曾举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gos Jullien，1951- )的例子来作说明。于连认为只有从外部来重新审视欧洲，欧洲才能获得自我的认识。他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因此，于连是为了解决欧洲思想的问题，找到了中国，他研究中国不是为了做一个汉学家，而是做一个欧洲的哲学家，中国只是他为冲破欧洲思想的藩篱进行反思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腊，是欧洲。(13)
与于连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证，则是在西方汉学界著名的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国内有不少学者曾将施氏所谓中国帝制后期的“基层市场理论”，即城镇分层与正六角型分布结构，应用于不同的地区，试图“检验”其假说的适用性。不过他们往往都会发现，或者某地城镇的分布，仅“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14)或者不得不直言施坚雅“‘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的基层市场理论似有修正的必要”。(15)也有学者采用实证的方法，建构了清代华北及陕甘两个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对施坚雅分区理论从历史学方法的角度提出异议，认为施氏试图建立一个超区域的城市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16)殊不知，施坚雅作为一个经济人类学家，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模型，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素材。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够吻合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各种复杂情形，本来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才会有“大多数学者觉得施坚雅的分析模型过于规则和‘理想’”的问题。(17)
因此，那些“检验”工作当然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忘记了西方观察家的这种“外来者”立场，误将他们“内化”，就免不了会陷入自作多情的窘境。
有学者已经指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评论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使其研究在理论界获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他们也十分强调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表现出的弱点。”(18)或曰：“一方面，他们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对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进行不遗余力的抨击；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在西方获得一席之地，又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说明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因此，即使是一些被称为是‘中国中心观’的学者，他们虽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但由于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把西方的学术规范套用于中国研究。”(19)造成这种矛盾境地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汉学家的这种外来者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似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试验田，所以说，汉学“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西学”，(20)它是一门西方的学问，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从立场到情感都转移到中国。
根据这样的分析，再来观察学界长期以来批评西方汉学家所提出的一些学术假说，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他们本民族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就可以理解了。
余英时在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开幕式致词中曾说“汉学一望无际，触处皆是”，“可是‘汉学中心’却未在任何地方出现”，他认为这一现象“主要由于研究的传统和关注的问题彼此不同，每一地区的汉学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如果对其评说略作补充，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世界各地汉学所展示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当然不是指中国历史这个研究对象，而是可能指以下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受到本民族不同历史经验的影响；其二，受不同地区汉学学术传统的制约。
也就是说，西方不同地区的汉学研究，其发生与发展自有因缘。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无论是他们提出的议题、观察的取向，还是所采取的分析方法与归纳总结的学术倾向，都有着内在的隐情。中国学界作为汉学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若非真正深入了解隐藏在每一部汉学著作背后的文化因素与学术史背景，就很难把握恰当地借鉴利用的分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来讲，这样的学术要求也许是勉为其难的，这也正是为何有人会对西方汉学“一味追求和模仿”的部分原因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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