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尤其在美国，带有紧密效仿美国自二战结束后的强力政治经济地位的现代化观念。（32）现代化观念不是新东西。其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但当时并未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现代化理论认为只有更高程度的文明，即西方文明才是通往现代之路的领导者。所有其他文明和文化不但是低等的，而且最终必须走西方之路。许多19世纪的历史思潮，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持有这种看法。对于1945年后的历史社会学而言，特别是在胜利的美国，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制度相融合的社会，代表了所有其他社会必须要走的方向。所谓的第三世界若想在经济起飞中克服自身的落后，必须按照该方向前进。现代化理论也为冷战中对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现代化过去被看成一种科学而非一种意识形态。
第四阶段，约从1968年到1990年。1968年是学生抗议运动的高潮，是非洲裔美国人城市反抗的高潮，马丁·路德·金于同年被谋杀，也是世界上许多中心城市发生骚乱的高潮，如伯克利、巴黎、西柏林、东京、墨西哥城等，不要忘了还有布拉格之春。持不同政见者走得比人权问题和越南战争更远，总体上带有对现代社会的深深不满。对环境的关注出现了；环境破坏是与盲目追求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关的。最后女权运动首次形成，其将历史与西方文明看成是对女性全方位的压制。所有这些骚动怀着对美好世界的乌托邦式希望，在黯淡的失败和对旧制度的重新肯定中收场，尽管这种制度不再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与历史写作有何关系？关系很大。西方历史社会学与许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除了一些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E.P.汤普森外，（33）都相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相信历史作为统一的过程在西方到达了一个顶点（apex）。这些看法当时都受到了质疑。历史学的重新定向与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批判有很大关联。其既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涉及历史研究的内容。科学的观念与现代文化联系在一起。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所谓后现代哲学家，最著名的如海登·怀特、罗兰·巴特、（34）米歇尔·福柯、（35）雅克·德里达，（36）他们拒斥历史学是一项科学事业，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所有历史的修辞与虚构特性。客观性观念和真实的过去观念受到了驳斥。历史的内容也产生了变化。社会科学式历史学的失败，在于其不处理真正的人类，而处理抽象的结构和过程。在此意义上，劳伦斯·斯通，这位过去曾是《过去和现在》杂志早期关于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的主要非马克思主义分析者，1979年在该杂志发表了名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或许不太成熟地宣告了社会科学范式的终结。他说，社会科学式史学的核心是相信“对过去变化做出连贯的科学解释”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现在已经被广泛抛弃了。（37）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家们逐步转向人类存在的不同方面。但这也需要新的历史方法。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被知识界信任，这类的新文化史大多倾向于政治左翼，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应当对国内的不平等和在海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负责。
新史学要面对的核心不再是对国家作经济上的批评，而是各种形式的歧视。马克思式的概念，即把压迫看作政治经济垄断的结果，如今已被福柯式的概念取代，其用更宽泛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术语来看待压迫。许多这类历史学抵制学术客观性观念，将自身看成是反对剥削斗争中的积极力量，在涉及女性问题上尤其如此。妇女史的主要理论家和倡导者之一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写道，妇女史追求纯洁的政治使命，即结束女性的“无名、无权和屈从”状态，创造出一种女性的历史（her-story），女性是其中活跃的主体。（38）
这类反应的一部分是所谓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39）二者都抵制历史真相的观念，认为所有历史叙述都是被文化地或语言地决定的，与真正的过去无关，真正的过去在历史学家构建之前并不存在。语言并不反映它所创造的外部实在。既然没有过去赖以重建的阿基米德点（Archimedean point），就存在对过去的多种解释，任何一种都不能被证实或证伪。印度的一些后殖民思想家认为这种语境中的西方科学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和白种人的种族主义。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强调这种科学和由此促成的世俗态度的破坏性，认为它应当为20世纪的恐怖负责，并号召回归记住过去的老式神秘方式。（40）
即便如此，实践中的历史学家很少受到抛弃批判方法号召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们，最初是法国人，后来主要是美国人，大多是文学理论家，他们舒适地拥有学术地位，大部分并不写作历史。一个重要进展是强调把记忆当成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把记住了什么而非本质是什么看成创建集体身份过程中的重要元素。（41）后现代和后殖民争论对于历史学而言，积极的一面是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大拓宽历史写作的范围。大量历史著作厌恶象以前那样处理过去，而是追问历史是如何被记住的，不仅质询记住了什么，而且质询忘记了什么、压制了什么。（42）所有这些对于理解集体身份都有巨大的重要性。新的论题已经远离旧的对狭义政治的专注，远离社会科学对非个人的结构和过程的关切。人类存在的诸多方面已经得到探索，如情绪和心理状态、所谓的被压迫阶级、顶部的与边缘化的人们，以及女性和性、两性之间的关系等。
然而在争论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地区的贫困问题时，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知识运动已经不再受到信任，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就如此。现代化论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采纳西方文化是所谓的第三世界脱离落后的关键，受过马克思主义启迪的理论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43）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44）则试图揭示西方的资本主义应当为这些经济体的停滞负责，而埃里克·沃尔夫说，非西方文化的自治应当得到尊重。（45）
第五阶段，从1990年至今。苏联的解体显然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但也是历史学的转折点么？既是也不是。历史与历史学都有此前所发生事物的延续。新的环境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移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障碍。这些在冷战结束前就已经开始了。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加剧了世界范围内文化领域的同质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知识和政治对抗力量。历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论题和新方法、对文化和性的重视，继续以更为强劲的全球视野塑造着历史写作。这时出现了两种评价新环境的重要尝试。第一种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46），这是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迟到的表述，该书自信地预言整个世界将最终追随美国的现代之路，将不会再有战争；另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47）其以文明冲突的眼光而非经济眼光看待未来，预言西方文明和主要的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世界之间将有无尽的冲突。今天几乎有20年时间过去了，两种预言说出了些正确的东西，如一方面是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全球资本，另一方面是对该问题的文化抵制，但二者都不能充分描述今天我们站在哪里。很显然，金融资本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渗透是无可争议的，到处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同时它也遭遇了限制和抵抗。因此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是有区别的。现代化理论通常不考虑这些冲突，假定社会文化的各方面都能顺利地采纳当代西方标准；全球化理论需要考虑其实际带来的抵抗和差异，文化因素也要被考虑在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主义对于理解当代世界有重要意义，但也有其盲点。后现代史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从政治语境中解放文化，以及摒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与现代化理论相比，它以冲突为标志看待社会。历史学新趋势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极大地强调跨文化的场景，西方不再位于场景的中心，而是时常因试图支配其他文化而受到批判。性别与奴隶制成了经常性的主题。这一切都是可贵的，但常忽略了人们之间的关系要考虑发生于其中的制度、政治、和经济语境，如许多后现代史学所理解的那样。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大量当代史学仍然落后于已经发生的重要变化。存在着一种更多依赖分析社会科学的需求，社会科学作为全球化研究的辅助手段，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方法上，都超越了它们过去的那个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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