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一批明人信札，计书信747 封， 短柬及名刺179件，共926通。这是该馆最重要的收藏之一。这些信札裱在纸上，装订为7册，每册封面分别标有日、月、金、木、水、火、 土等字样，并钤有“乐山堂文库”收藏印。该馆同时藏有日本书画家玉置环斋编的《明诸名家尺牍人名略录》7册，每册与上述7册信札对应，考证部分写信人姓名及简历，但错误甚多。从玉置环斋所作跋语可知，这批信札至迟在明治乙酉（十八年，1885年）前已流传至日本，后为铃木云宝收藏。这些信札的装订成册，似为日本人所为，或经他们改订过。又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章可知，这批信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5年流传到了美国，由该馆入藏。
中国国内以收藏信札著称的上海图书馆， 所藏明人信札也不过500件。哈佛燕京图书馆集中了这样众多数量的明人信札，在海内外都极罕见。
这些信件的收信人绝大部分为同一人，从有上款的信件可见，此人姓方，字元素（或称黟江，应是他的号）。而写信人则有当时领导文坛的王世贞、汪道昆，后七子中的吴国伦，末五子中的李维桢、胡应麟，公安派健将丘坦，抗倭名将戚继光等。从内容看，它们反映了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所以它们是稀见的文物，更是珍贵的史料。
令人遗憾的是，它的价值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及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利用。
一、收信人绝非金华府兰溪县的方太古
要认识和利用这批信札，前提是确定这批信札的收信人（或主要收信人）的姓名及身份。
迄今我看到的介绍这批信札的专文只有一篇，即刘畅的《明稿本〈诸名人尺牍〉--哈佛燕京图书馆访书志》（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 作者把这批信札的收信人定为金华府兰溪县人方太古。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作者仅仅根据一些工具书，查到明代姓方字元素的有方太古其人，而没有进一步查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微认真地翻阅这些信件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思索，就轻率地作出论断。如不加以纠正，只会误导后来的读者。
为什么说收信人绝非兰溪方太古呢？
在这批信件的写信人中，大名鼎鼎的王世贞曾为方太古写过《方元素处士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92），汪道昆写了《处士方太古传》（《太函集》卷32）。我们从王、汪写的铭、传中可知，他们两人根本不认识方太古，只是因为方太古的孙子尧治是汪道昆的崇拜者，他通过汪道昆的弟弟道贯求道昆为他的祖父写传，又由汪道贯陪同，并拿了汪道昆写好的传记，请王世贞为其祖父作墓志铭。既然王、汪二人根本不认识方太古，怎么可能给他写信呢？由此可知，汪、王二人致信的方元素绝非方太古。
王世贞写的墓志铭还记载了方太古的生卒年：他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卒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而这批明人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的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见火集方大汶来信上方元素的批语；最迟的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见金集詹濂信，信末署戊戌二月初八日，信中提到“彭将军已出朝鲜去擒关白矣”，此“关白”指日本丰臣秀吉，明军出朝鲜与日本军队作战的戊戌年，只能是万历二十六年。既然这些信件写于方太古死后17年至51年，也可证明收信人绝不可能是方太古。
二、收信人是徽州府歙县人方用彬
一些信件透露了收信人的名字。金集中有汪徽写给方元素的信，谈他为方治印，并“自谓颇为得意”。信中就印有两方印，一为“方用彬字元素”，一为“别字思玄”。金集中还有两封信，一封上下款不明，一封署名“钥”，都是为方元素写的介绍信，前信称他为“方友用彬君”，后信称“舍亲方元素讳用彬者”。可知收信人名用彬，别字思玄。在金集中还粘贴有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0年）署名“世儒方思玄”所写的跋。方思玄自称是这些信札的收集人，记述收集、保存这些信件的经过。如果这篇跋语不是后人伪作，则收信人后又以字行，名思玄。但无论是方用彬还是方思玄，在一般工具书中都不见记载。这样，确定他的籍贯，就是我们进一步查考收信人身份的必要步骤。因为籍贯确定以后，即可从地方志及族谱、家谱中进一步发现线索。
在这批信札中，有些信件是可以推知收信人的籍贯或居住地的。
木集胡仁广函，称方元素为“新都词社之宗”。月集邬佐卿函，说他将取道新安，以问方元素的起居。金集方岩耕函，作者印章自署新都人，又说故园别日，曾蒙方元素远送。新都、新安都是徽州的古称，可知收信人为徽州人。
月集梅台祚函称：“欲过岩镇与足下一晤”。金集江南瑞函问：“乞见教宅上住岩镇之街”。岩镇在歙县西25里，在明代已为万户大镇。由此更可明确收集人为徽州府歙县的岩镇人。
在明确了收信人的籍贯后，我仔细查阅了康熙《徽州府志》，乾隆、民国的《歙县志》以及徽州府属下各县县志。查阅结果，虽然至今在地方志中仍没有找到有关方用彬（元素）的直接记载，但所得甚多，即可确定一大批写信人的身份以及这批信札的背景材料。
以后我又查阅了一大批有关历史文献，在汪道昆、黎民表、吴国伦、胡应麟等人的诗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方元素的记载，今后还要在族谱、家谱中进一步细查。如安徽师大图书馆所藏《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就可能有方用彬的记载，可惜目前还无缘得见。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引起知道有关线索的读者的注意，给我以宝贵的提示。
三、方用彬是嘉靖万历一儒商
从书信内容及一些有关记载可以知道方用彬是嘉靖、万历这个社会变动时期徽州的一个儒商。
他出生于富家。
他能诗，善画，工书，亦能篆刻及制墨，多才多艺。
他是一名监生，但很可能是捐纳得来的。
他曾攻举子业，但科场不利，转而经商，行踪及于北、南两京，南直隶、山东、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地。他交游广泛，除商界外，还与一大批文人名士交往，参加了一些诗社的活动。
四、各地各界的写信人
据我初步统计，这批信札的写信人（包括送别刺者）约490 名（因有些未署姓名的信尚需仔细核对笔迹，所有确切人数需待全部释文作完后才能最后统计出来）。其中大部分人的身分已可知。他们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集团。
（一）方氏宗族及方用彬的姻亲 方氏在徽州虽不是最大的姓氏，但也是较大的姓氏之一，在当地属于名族。
写信人中有47人是方元素的同族。其中血缘有近有远，关系有亲有疏。伯叔辈14人，兄弟辈23人，侄辈4人，辈分不明者6人。 下面介绍3名有代表性的人物。
方弘静，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是方氏家族中官位最高的人之一，也是家族中最早结诗社的人。有《千一录》30卷、《素园存稿》20卷传世。
方大滶，即方于鲁，又名遂初。与程君房（也是歙县人）齐名，是明中叶最著名的墨工，有《方氏墨谱》传世。他原是儒生，能诗，曾参加汪道昆主持的诗社，又有诗集《方建元集》传世。
方文馔，是一个当时颇为时髦的“山人”，长期追随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中郎），陪他吟诗、下棋、出游，并曾为袁中郎编校《敝箧集》和《锦帆集》。
除宗族外，写信人还有方用彬的母舅、妻兄、表亲、姻亲等7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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