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运河学的指向应该是清晰而明确的，即围绕运河的历史与现实,形成一整套研究、保护、开发的理论与方法。但就运河学的学科体系而言，应该包括知识系统、理论及方法。知识系统主要指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关于运河的各方面知识：诸如运河演变历史，运河的地理特征，各历史时期围绕运河的重大事件等；运河的理论体系包括：运河的历史地位，运河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社会意义，运河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关系，运河的区域性差异与辐射意义，运河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治理与发展观念，运河引发或关联的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运河学史等；至于运河学所涉及的研究、保护、开发的方法问题，应该是多学科交叉共研的格局，可以根据研究的领域和解决的问题，具体酌定。
运河学在开展学科体系建设的同时，须关注一系列以运河为基点的重大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诸如运河与中国古代经济格局变动的关系；运河与南、北社会的关联问题；由运河联接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运河为中心形成的运河经济体的内涵及外延；河运与海运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中国古代对于内陆与海洋认识等。作为实物税征运形式的漕运长时期在运河上运行且朝廷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说明了什么？意义何在？运河区域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与运河的关系、运河的兴衰与中国城镇的兴衰乃至于近代化的关系等。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够对运河及运河学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位，并不断丰富运河学的内涵。
张士闪（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运河漕运曾在近代中国社会独领风骚，孕育出一条东部经济繁荣带，形成了一个南北纵向的强劲辐射域。如今虽早已风光不再，但对沿运区域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塑造却绵延至今。千年运河所留下的，既是历经沧桑、承载丰富历史记忆的一份文化遗产，也是活生生展现于我们眼前的一种文化现实。所谓“运河学”的真正魅力，应该是将二者贯通起来，将学术本位与学以致用密切结合。
当今运河研究的主流取向，大致是以历史学为本位展开的，与经济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结合比较密切，与地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交叉的研究也正呈现出勃勃生机。更加微观的田野研究，和以小见大的“在运河中研究”，或许将成为新的知识增长点。如东昌府年画，“灶君”样张竟然有30多种，据说历史上甚至有72种之说。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仅以“南北运河交汇”一言蔽之，恐怕难求心安。与年画相关的老字号与分店、刻版与印画、卖与买、行业组织、外销区域、货运方式、圣俗观念及其变迁，都是应该关注并深描的。我们还应注意到，对于年画这类民间工艺品来说，虽然其存在价值来自地方社会之需，但其文化创造却必然要通过芸芸众生的生活交流来实现，这是其传承之本、变化之因。循此脉络，再看运河沿岸的东昌府年画，其与潍坊杨家埠、平度宗家庄等山东其他地区年画大异其趣。俗话说，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繁华逝去的运河两岸，水湖山田格局犹在，古村名镇、庙宇神诞、节庆风情依稀留存，又有多少梦想在延续，多少秘密尚未探解。
吴欣（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大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作为大运河“本体”的河道、闸、坝、仓窖、衙署，以及相关建筑、文化街区等；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的“运河”在历史时空中价值与意义的变迁；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的沿承与渐变。此三者或可分别概括为“（水利）建筑—物质”层面、“国家—社会”层面、“精神—行为”层面的大运河。对运河水利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运河整合与调控功能的借鉴与评价，都应着眼于此三者，同时也应在整体性发展的框架下讨论运河的复杂性、传承性及可借鉴性，或者说这三个方面即是运河学知识体系建立的基础。
从理论与方法角度而言，运河学虽是一门以运河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但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史学、文学、地理学、艺术学、政治学等都能在运河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中寻找到研究内容。因此，分属自然与人文类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可为其所用。在这个意义上，运河学理论与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三个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的层面或具体的研究中，应以较大问题为中心和目标，以“问题拉动”不同学科本位意识之下的研究形成整体，将纯粹客观现象的解释、历史意义的解读、艺术价值的体现、客观规律的总结等内容进行多元综合，最终获得有关运河的整体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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