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蒙、汉及其相互关系
A.蒙古人的法律地位
B.蒙、汉纠纷中的法律地位
（3）西南少数民族与汉人纠纷中的法律地位
（九）宗教徒与非宗教徒的关系
（1）各种宗教
A.宗教类型
B.宗教职业家
C.信徒
（2）宗教徒与非宗教徒的纠纷
（十）土著与移民的关系
（1）移民及其状态
A.迁徙（棚民、客民）
B.移民组织
（2）移民与土著关系
A.纠纷
B.官府的审处
这些要点，也就是土地债务类档案资料所能提供的清代社会生活内容。当然，在十个方面中，以租佃关系、东伙关系、主仆关系和宗族、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系四方面的内容更多些，而民族关系、宗教徒关系的内容不多。在土地债务命案中，官员涉讼的极少，并不是他们没有这类事情，而是他们的犯案多消弭在立案之前或立案之初，也就是州县官给他们化解了。即使立案了，官员也因身份特殊，不出席公堂对簿，由家人出面，了却事端。这十个方面的资料多寡不一，甚至相差很大，但都有一些。由这十个方面可知，这类档案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泛，也相当具体，是清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是不可多得的瑰宝。这么说，是笼统的、抽象的，令人难以真正了解这类档案的内容。不过我在查阅过程中，利用部分资料，对一些问题作出事例表，这些问题有农业雇工、东伙关系、主佃关系、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押租、绅衿命案、宗族关系、男女关系、官民关系、旗汉关系等。这些事例表，可以一目了然地体现此类档案的内容，证明我所说的不谬。本应把这些事例表于此刊布一二，以明究竟。但我从事这一选题之初，即与“一史馆”有约，先公布档案资料选集，然后才可以把个人利用这部分档案资料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故本文就不涉及那些档案的具体内容了。
三、史料价值
本文虽不罗列土地债务档案的具体内容，但《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二书所披露的资料，已可说明它的史料价值。诚如《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的编者在《编辑说明》中所讲的：土地债务类档案，“对于清代农业租佃制和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和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如《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前言》所说：“本编的问世，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特别是清代的土地占有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二书的编辑者注重土地制度、地租形态和农村阶级斗争的资料，是很有意义的，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我在这类档案中，除注意与他们相同的内容，还多视角观察它，汇集十种人际关系的材料，故而觉得它的价值更巨大，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我认为它的史料价值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1）提供清代生产关系史的资料。大量的主佃纠纷命案， 反映农村土地占有不平均的社会现实，广大农民陷于无地可耕的困境，只有接受地主的苛刻条件，承凭耕地。有的要在租种之先交纳实物地租，或完纳货币地租。实行劳役租制下的农民，受田主的人身控制，是佃仆，接近农奴的地位。田主若是有身份的，佃农就是在事实上成为半农奴。有的地主、租地人雇工生产，工人中有长工、短工、日工的区别，还有工商铺户雇工经营的，雇主与雇工经常发生纠葛，不是雇主短欠工钱，就是雇工消极怠工，工头凶狠监督。人们由于对农业、手工业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不同，在生产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以及分配的差别，形成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是地主，它的对立面是佃农；一方面是工商业主，它的伴生物是工匠、伙计。在实行雇佣制的农庄中，大多是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但极少数的已透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气息。土地债务类档案资料表明，清代农村依然是封建生产关系，不过货币地租的出现及缓慢发展趋势、经营地主和佃富农雇工生产的产生，预示着封建生产关系已经走在没落的道路上了。生产关系决定阶级关系，清代社会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地主与佃农的对立。土地债务类档案史料，有助于史学工作者分析清代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矛盾运动，以揭示社会本质。
（2）提供清代社会等级史的资料。 命案题本记录两造的社会身份，是否有功名，是平民抑或是贱民；在宗族、家庭中是何种关系，出否五服，是什么服属，男女间是否夫妻；雇工属于长短工的哪种类型，东伙平日如何相处，有无主仆名分，可否尔我相称、同坐公食。把涉讼人身份明确了，再根据案情作出相应的处断。若两造是东伙关系，雇主是平民，伙计是短工，没有主仆名分判案就依凡人处断；倘若雇主有功名、官职，雇工是长工，平日称呼雇主为老爷，就会认定雇工是雇工人身份，不是凡人，遂因两造身份的差异，判案为雇工人加刑，为雇主减刑。案件把人的社会身份标志得一清二楚，令史学工作者获知社会上有哪些身份集团，各种集团有何等社会地位，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样就可以把社会等级，进而将社会结构描绘出来。社会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之一，能够反映清代等级结构的历史档案，其史料价值之大不说自明了。
（3）提供清代下层民众社会生活史资料。土地买卖、典当、 找赎、租佃和银钱借贷运行过程，雇工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人们的宗族、家庭生活，移民的迁徙和创业过程，奴婢听受主人支配的生活，在土地债务类档案中均有不少的记载。这些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不象达官贵人有较多的文字记录，赖有这类档案史料，使史家可以采集耙梳，去描述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和他们的历史。
（4）清史研究突破性的史料价值。有些清史问题， 没有土地债务档案史料就很难说明。前述清代社会经济史、等级结构史、社会下层民众史的资料来源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只有充分利用土地债务类档案资料，才能根据一个个的案例，作计量史学的研究，进行定量的分析，会比某些主观臆测的定性分析可靠得多。同时，命案档案所提供的资料非常具体生动、真实性高。因此这类资料的充分利用，会在清代社会结构中以及社会经济史领域里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李文治教授在《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资料》第一辑中编进了部分清代刑事档案史料，为它的利用开了好头。社科院历史所和“一史馆”的合作，更加唤醒了人们的注意，相信以后清史研究的实践会证明我的突破性价值的说法不无道理。
（5）提供清代司法史的资料。命案审判记录， 同样具有司法行政记录的作用。命案的审理，从案子的发生、报案、验尸、州县审讯，到逐级上报及结案，题本都要说明，各级官员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出来。史学研究者可以依据案情判断结案是否符合法律，官员有否舞弊；从报案至结案的时间，可以了解司法行政效率；从判案原则、量刑轻重，可以研究司法的实质。这些虽然不是命案本身的内容，但却蕴含清代司法史的材料，是司法史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
后记：本文写于1992年，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后置于箱底，今值恩师郑毅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特检出敬献给他。盖因先生是明清档案最早整理者之一，以及他之“档案是第一手史料中的第一手史料”的精辟论断，使他成为档案学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我因受他的影响，很早就向往阅览明清档案，但在文革前我不具备阅读它的某种身份，只好向隅。迨至十年浩劫之后，该档案向学界开放，我于七十年代末起，直至九十年代中不断前往藏档单位阅览，因之始可能写出本文。饮水思源，故将此文献给我的利用历史档案的引路人--毅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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