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提醒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所有物都具备日常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物的日常性，是因阶层、因群体而异的。礼物之所以成为礼物，就在于它们是与某种节庆或仪式相关联的，亦即它们是非日常的。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是因为至少对于某些社会群体而言，它们尚未成为日常消耗品。从这种意义上说，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不能完全等同。我们固然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物——那种具备日常的、重复出现的物，同时也应关注这些物的日常化过程与去日常化过程，从而探知日常生活的时空限度与社会限度。尽管布罗代尔强调物的日常性，笔者认为赋予时代感的主要不是物的日常性（因为它是非时间性的，“吞噬”时间的），而是其日常化与去日常化过程。
日常化过程可以理解为某物日益频繁地被生产、交换与消费，在人与人之间频繁流转，并被赋予常规文化意义的过程。借用美国人类学家科皮托夫的话说，日常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重构历史上物的个体传记（biography）或生命史（life history）（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pp. 64-91），梳理其进入日常生活的基本轨迹。食糖在近代欧美就经历了从奢侈品到日常消耗品的过程。明末从美洲引进中国的新物种，包括玉米、番薯、烟草等，也经历了日常化的过程。《物质文明》讨论的椅子引进中国的过程，是日常化的另一个例证（《物质文明》第一卷，第337-343页；另参见翁同文：《中国坐椅习俗》，海豚出版社，2011年）。这些食物、作物和器具的日常化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面向。新物种的引进，往往引发土地利用、耕作制度、饮食习惯、人口行为等方面的变动。在讨论椅子的引进时，布罗代尔评论说：“对于中国来说，接受椅子意味着接受一种新的生活艺术”（《物质文明》第一卷，第339页），它带来了包括坐姿、礼节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舶来品”的引进及其日常化，涉及它们如何在客位文化中被“去陌生化”（de-familiarized），即被重新赋予文化意义，纳入本土文化的过程。
根据科皮托夫的理解，对物的生命史进行研究，与撰写人物传记有几分相似，必须记述其来处、“生涯”与终结，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追问一系列的问题：
撰写某物的传记，提出的问题与撰写人物传记是类似的：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何为内在于物的“地位”、阶段与文化当中的传记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如何变为现实？物来自何方？系何人所制？截至当下，其生命轨迹如何？在人们的眼中，此类物事的理想生涯是什么？何为物的“生命”当中可辨识的“年龄”或“阶段”？这些年龄或阶段的文化标识是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物的用途如何发生变化？当它不再拥有使用价值时，它如何被处置？（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pp. 66-67）
对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者而言，这种路径有助于追踪物在社会网络中流转的轨迹及在此旅程中意义被赋予、修改与抹除的过程。这种路径特别适用于对书画、书籍、古董一类物进行的研究，而且古人为此留下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书籍的印章、题跋、藏书记等实物、文献证据，便为重构书籍的印刷、交易、馈赠、赏鉴、散佚等“生命历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种路径为缀连物经历的不同环节及串联物的不同面向提供了可能。物质文化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定位这些物与特定阶层或特定人群的关系，理解它们在界定这个阶层或人群的身份与地位中扮演的角色，探究其社会文化意涵的变动轨迹。由于这些物的生命史常常经历很长时间，穿梭于不少人物之手，研究者有可能追踪不同时期社会关系的变动与文化心态的改变。在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中，这是一个不少学者尚未有效运用、但前景可观的研究路径。
整体史的物质文化史
对物质文化史研究，布罗代尔至少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其一，他开拓了物质文化史的领域，并赋之予应有的学术地位。其二，他尝试在物质文化中发现日常生活，为思考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路径。尽管从现在看来，他对物质文化史下的定义，基本上属于广义社会经济史的范畴，但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实践本身，其实已超越了这个范畴，因为他将社会关系和文化体系纳入探讨的范围。在拓展学术视野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件重要的事。
有了布罗代尔奠定的一块基石，我们今天的建构工作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本文提供的思路是：在研究对象上，串联物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向；在研究方法上，打通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笔者尝试以物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为基本线索，重构围绕这四个环节形成的社会关系与意义体系，为日后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从整体把握经济过程与社会文化过程之间的关系，认识当下研究中的热点和盲点。这种关注不同环节、各个面向的物质文化史，不妨说是致力于“整体史”的物质文化史。
同时，笔者还意识到，我们还有必要借助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引申布罗代尔对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讨论。布罗代尔强调日常生活的重复性，社会批判理论则致力于揭示物质生活的日常性背后的政治意涵，正因为这种重复性，日常物质生活成为微观权力运作与微观政治抗争的基本场所。笔者还认为有必要引进人类学的分析路径，建议书写物的传记，或重构物的生命史，以此把握物的日常特性与社会文化特性，推进物质文化史研究。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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