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这不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把自己的历史留给后世，而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会对人们共同的历史提出自己的解释，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①。
一般人不是这样看历史，过往的历史学家多数也不这样看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是过去发生的事。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到这些事，确定它们发生过，描述它们发生的过程，由此而恢复历史②。因此，在多数人眼中，历史的本质是“真”，不“真”怎么是历史？
如果把历史定义为“过去发生的事”（“事”在这里指广义的内涵，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事情”、“事物”，也包括过去出现过的任何现象、状态、变化等等，涵盖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领域），那么，在这个命题里，历史的真实性已经被预设了：发生过就是事实，事实当然是真的；不会有什么“事”是发生过而又不真实的--这是基本的逻辑。
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人们在论述历史的“真”时，已经预设了它的“真”。于是就造成一个简单的逻辑循环错误：用一个肯定的判断，去证明同一个判断，即同义反复。
断言一个事物是真实的，必须予以证明，否则这个断言只能是假设。我们在证明一般事物的真实性时，须证明它的存在，存在是通过人的感官加以认证的，但这种感官应该是人类的共同感官，而不是个别人的感官③。换句话说，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包括直接感觉和间接感觉，例如借助仪器）的才是真实的，反之就有问题。现代科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在科学实验中，任何实验都可以反复进行，得到的结果必须是相同的。
但是，历史的真实性却无法被证明，因为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可能再现或者被重复，否则就不叫历史了。任何历史都没有办法再重复一遍：历史似水，“逝者如斯夫”！于是，历史就成了诡秘的怪圈：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有可能不真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的鸿沟，人们的感官无法穿越它，身处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已经消失的“过去”。证明真实性的方法在“历史”这里断裂了。我们如何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如果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发生过？人们用什么办法来确认它的发生？如何判断“过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事实上，历史最大的困境就是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但我们却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
深陷于这个怪圈，人们将永远跳不出来。
看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出了问题。也许历史不那么简单，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过去发生的事”？也许我们应另辟蹊径？
让我们从头做起，看看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也就是“历史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很清楚，都是由间接得来的。人们的历史知识无非来自两条渠道：一是听别人说，二是看文字记录，两者之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来自别人的叙说，而不是对事情本身的接触。没有哪一件“过去的事”是可以被后人所感受或亲身经历的，因为它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被后来的人们感觉到，而只能被叙述、被记忆，留下记录给后人，让后人得到某些知晓。后人写历史，唯一的渠道就是从别人的记录（或叙述）中寻找线索，这些就是所谓的“史料”。但史料不是历史，历史要通过“写”才出现。历史学家搜寻史料，辨别真伪，把它们拼起来，写出那种人们可以读得到的“历史”④。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是一般所说的“历史知识”）都是写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
这样，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学就出现了。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写历史，追讨过去，寻找那些“过去发生的事”，判别它们的真实性，也就是求“真”。求真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宗教、神话等之根本的区别，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历史学永远达不到目的，于是它和文学、哲学等又会有许多相通。历史学也是一种“写”，和文学、哲学一样，是一种“创造”⑤。
原因起于那道沟--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之沟，由于我们的感官穿越不了那道沟，历史的真实性就受到阻拦。我们知道历史学的任务是求“真”，但无论怎样写历史，人们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遭遇障碍：
首先，任何“事”，哪怕是极小的事，它在发生时都会有许多层面、许多细节，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可能经历全过程或者所有细节，因此他在讲述或记叙这件事时，都只留下局部。这让我们对任何“事”都只能得到“碎片”，而不是全部。全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即便把所有“碎片”加在一起，它仍然是一个局部，事情的整体面貌永远会藏匿⑥。
其次，由于我们得不到“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全貌，我们就无从判断事情的核心部分是什么，“碎片”中包含的可能都只是枝节，这就误导了人们的认识。“碎片”再多，也不能让我们下结论说核心的部分已经出现，因此，即使我们知道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仍不能确认我们明白了那件事⑦。况且，出于常识，我们知道许多“事”的核心部分是被蓄意隐藏的，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事情的机密真相。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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