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沃尔什认为造成历史学家意见分歧的原因有四个，一是人各所好，二是个人偏见或群体偏见，三是不同的历史理论，四是不同的道德观和世界观（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97页）。这四个原因未必能完全概括历史学家意见分歧的原因，事实上，所有的主客观环境、时空变化、群体与个体的人的经历、文化与物质的处境都是会起作用的。
（11）不同的人对“重要”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国王关心的是他的王位，农夫关心的是他的收成，臣子关心的是升官晋爵，商贾关心的是生意兴隆，将军思念战争的胜利，小兵思念家乡的亲人。一场战役过后，对统帅来说重要的是他胜利了，对部属来说重要的是他立功了，对军士的妻子来说重要的是她的亲人没有被打死，对一个无关其事的人来说，战争对他也许什么重要性都没有！这是我在约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的话[参见钱乘旦：《关于历史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总第3期，第101页]。
（12）沃尔什举了这样的例子：“历史学家A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在经济因素的运作中看出了对一切历史事件的最终解释，而历史学家B（例如，伯特兰·罗素就是一个例子）则是一个多元论者，并拒绝把任何单一的因果因素的类型看作是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他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但还有一些是他不能使自己接受的……”（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97页）历史观决定着历史学家对“基本线索”的选择，这应该是人所共知的。
（13）举一个例子：关于人类的起源。人类起源和人类早期生活的状况从来只能靠数量极少的材料进行推测，于是就产生出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多起源论”和“单起源论”的争执就属于这种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使用了基因考古学的方法而发现迄今所知道的基因测试结果都倾向于单起源论；即便如此，仍然回避不了这样的事实，即基因测试远没有遍及所有人类，因此缺环非常多。
（14）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叶建军等翻译的《世界，一部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那是一部写得很漂亮的历史书，但基本上是无数历史碎片的堆积。这些碎片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地出现在作者面前并且为作者所用的。如果不用这些碎片，而使用另一些碎片，自然就出现另一本书。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这本书（钱乘旦：《一个马赛克式的历史大拼盘--评〈世界，一部历史〉》，《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
（15）伊格尔斯说：“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要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因此罗兰·巴尔特和海登·怀特都肯定说，历史编纂学和小说（虚构）并无不同，它无非是小说的一种形式。”（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23页）自怀特以来，确实有很多人愿意把事情推向极端，比如安克斯密特说：“倘若一个叙事解释在长时期内没有被人提出质疑，为所有人所接受，并且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因而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它可能就转化为某个（或某类）东西的概念，叙事之物就成为实在之物……”（转引自彭刚：《叙事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52页）这意思是说：说的事可以变成真的事，而究竟它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则完全以人们相信不相信为判断。詹金斯说得更明白，按他的说法，“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写历史无异于写小说（基斯·詹金斯著，江政宽译：《论“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第214页）。
（16）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是很典型的例子，可参见王晴佳著《新史学讲演录》的相关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63～64页）。历史学家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自己的解释甚至推导其实是允许的，但在没有“硬材料”（也就是可靠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不能把这种推导与猜测当作确定无疑的事实提交给读者，否则，就出现前面所引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叙事之物就成为实在之物”了。
（17）唐纳德·凯利说：“历史的时空是无限的……从要事到琐事，从高贵的（或低劣的）政治到低下的（或高贵的）文化。因此历史的兴趣涵括摇篮到坟墓（甚至超越坟墓），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从家庭生活一直扩展到探险和殖民所及之处，局限只存在于启发之中--材料的可理解性--及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之中。”（唐纳德·Ｒ。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第13～14页）
（18）关于历史的借鉴作用，多数历史学家是接受的，一般的史学理论也予以承认。但从来都会有一些历史学家不承认这个作用，至少在口头上不承认，离现在远一点的例子是兰克；离现在近一点的包括前面提到的《世界，一部历史》的作者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他曾说：“有些历史学家……力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学会如何改变我们人类的行为，如何避免历史困境的重现。还有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合理解读过去，为描述或叙述过去找出全面的办法，以便使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理解了过去。然而，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我也忝在此列--愿意就过去而研究过去，试图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的、过去的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见（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导读”，第38页）然而，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历史学家却明确指出历史的训诫作用，他说：“历史经验总能为当代社会提供许多启示，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保留了许多相同的东西，人类的处境有时也反反复复地再现。老人们常说：‘这事我以前曾见识过。’有着许多代人积累的文字记录的历史学家也能够这样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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