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史又称医疗社会史，与传统医学史关注疾病及医学本身不同，医疗史从社会史角度对医学、疾病历史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追究医学和社会历史、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世纪以来，随着禽流感、埃博拉等疾病的全球传播与蔓延引发严重的全球公共安全危机，医疗史研究愈发受到重视。在生命史学的视野下开展中国医疗史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强化生命意识，通过引入和实践一些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从方法论上推动医疗史发展。
关注生命：中医的哲学基础
在中国医学史上，对人生命的尊重贯穿始终。《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药体系以人的生命、寿命和健康为主题的基础。在《素问》和《灵枢》中，黄帝和岐伯等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人的生命出发；其中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机、病证、诊法、论治、养生等问题，都是围绕寿命和健康展开并深入的。“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直是中医的基本理念。
中医之所以从世界观到基础理论、具体技术都不同于西医，仅从技术本身是难以解释清楚的。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殷克敬表示，中国医学有两个基本特征，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是中医诊疗疾病的一种思想方法。即把人体内脏和体表各部组织、器官之间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认为四时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发病以及人体生理、病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既强调人体内部的协调完整性，也重视人体和外界环境的统一性。辨证论治又称辨证施治，是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的过程，为中医学术的基本特点。即通过四诊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对患者表现的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分析，辨别为何种症候，称辨证；在辨证基础上，拟定出治疗措施，称论治。“这两个特征，鲜明地体现了中医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辨证方法，体现了中医的中国特色。”
在我国，虽然现代意义的医疗史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不过史学界对它的关注则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台湾地区。差不多10年后，大陆史学界开始有学者介入其中。新世纪以来，医疗史研究逐渐风生水起。“其兴起的背景，除了医疗卫生问题不断凸显等现实因素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史学界学术潮流的转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介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史学界都提出了“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的诉求，进而发出了“‘人’到底在哪里”的追问。从这些诉求和追问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强烈的关注生命的意味。由此可见，中国医疗史研究从兴起伊始，就有比较明显的关注生命的意蕴。
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
余新忠说，“在生命史学视野下开展中国医疗史研究，有利于从医学人文角度更好地展现疾病和医疗的社会文化维度，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疾病与医疗问题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骨关节科主任许鹏说，今天，时空概念、环境质量、衣食住行、心理状态、疾病类型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概念层出不穷，如何适应新形势、运用新科技，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拯救生命、维护健康，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台湾医疗史学者李建民曾出版《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一书。李建民表示，该书旨在建构一个完整的古典医学研究体系，“生命史学”是指研究生命的史学，其实就是指医疗史。而余新忠不仅将“生命史学”视作一个研究领域，而且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和研究理念。“‘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余新忠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物，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化成表示，医疗史是我们了解社会、文化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也很有效的角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必将更加关注重视自身的医疗健康问题，也会对这些问题作出更多的叙说和思考。这种重视，必然会促进人们更多地从现实、历史角度去思考疾病、医疗的本质，并反思当今通行的医疗模式和认知困境。如果我们能自觉地在生命史学的观照下展开中国医疗史研究，通过建设医疗社会史研究平台，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应对决策、预防与治理提供历史样本，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发展的能力，医疗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终将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同，成为中国主流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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