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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反思现代性:能得到“另类现代性”的结论吗?(5)

为了协调现代性的欧美起源和当代对现代性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带来了紧张,在把现代性从欧洲中心主义中拯救出来的努力中清晰可见这种紧张,包括呼吁“另类现代性”,如上面引用的高迪立(Dilip Gaonkar)的话中已经表明的那样。我再引用已经提到的那一段:
    若干世纪以前相对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西方和西方以外诞生的现代性,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它不是突然到来的,而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到来,经历了漫长的时段。现代性是通过接触来唤醒的,通过商业来传播的,由帝国所管理,带着殖民的痕迹,受到民族主义的推动,而现在则逐渐由全球媒体、移民和资本所操控。现代性总是在乌托邦修辞所伴随的机会主义碎片中,持续地“到来和出现”。现在它不再单是从西方来,尽管西方依旧是全球现代性的结算库(Clearinghouse)。[12]
    艾森斯塔德在他编辑的影响深远的文集《多样现代性》中表述过同样的观点。他说,世界各地的社会已经“发展出独特的现代动力和解释模式,原来西方的现代性工程不过是它们的关键的并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参照点。在非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许多运动表达出了强烈的反西方乃至反现代的主题,尽管这一切都是独特的现代性。”[13]
    如果现代性的后果是有问题的,那它的起源也是有问题的。现代性如此明显的繁荣,以及对欧洲现代性带来的欧洲中心论进行挑战,已经提出诸多问题,涉及现代性的结构,这些问题的影响在革新派史学中随处清晰可见,不仅涉及历史学家,而且还关涉学科的边界。世界史志显然受益于这一潮流,并首当其冲表明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探索自重新考虑他人参与制作欧洲现代性开始,拓展到纵贯非洲-欧洲-亚洲的各种社会同样的现象。这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明显。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这些社会在“早期现代”时期的重要进步,使它们在19世纪之交如果没有超越欧洲的话,也是与欧洲平起平坐的。因为他们有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支持,带着极大的景仰之心看待如明清时代这样的社会。(14)对这些政治体系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结论。(15)沿着这些路子,在方法论上出现了一个转向,即从研究单个社会转向研究超地方的进程,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全球交换关系”或“比较方法”(这两者需要区别开来)。早些时候会把西方欧洲和北美看作是现代性和世界史的缔造者,而在新的史学中则是在有史以来多样的政治和文化空间发散出来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而已。麦威廉(William H.McNeill)以一个先锋史学家的口吻,来描述他最近从欧洲中心叙事向世界叙事的转变:“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区分在不同层次上存在的网络的复杂性:在当地村落或狩猎群的层次上,在包括不同职业群体的单个城市层次上,每一层次都有自身的多样网络;较为单薄的长距离网络将城市群链接为文明,把文明链接为欧亚大都市和美洲大都市,直到他们在1500年以后成为一个单一的、相当紧凑的、世界性的都市网络。”(16)
    在这些质疑现代性即欧洲现代性的问题中,还是有一些保留。从历史上来说,单就这些思想出现的地点是欧洲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提出了概念性的问题。欧洲现代性的制作过程包含了许多涉及非洲-欧洲-亚洲乃至以外地区的历史潮流,他们交织在一起。现代性并不是从基督教中抽取出来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产物,不是欧洲中心主义偏好的选择。现代性出现于这一宽广的全球语境中的非洲-欧洲-亚洲的一个角落,如果把这一全球语境看作是现代性的史前史,或者把这一全球语境看作是整合到现代性当中成为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即便是它出现的地点也会体制性地和在文化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吗?
    持续地把现代性等同于欧洲现代性这一做法倾向于前一个方案,导致人们偏好使用“早期现代性”来描述这一形塑时期。(17)这个用法将早期现代从其现代性与产生的地域联系中脱开,从而寻求避免这一术语的目的论色彩,赋予它一种超越地域的范围,使之包括诸多社会,从非洲-欧洲-亚洲一端的日本,到另一端的奥托曼帝国,认定他们都经历了“早期现代”,但只有一个最终会满足现代性的标准。这个用法因为在重新解释早期现代时,遮遮掩掩地重新表述了早期所做的传统和现代的区分,而遭受批判,尽管比起早期的文明话语,甚至是比这一话语的“传统的发明”版本,这一术语极大地为各种传统赋予了更多的动力,它仍然遭受批判。类似的,那些更倾向于经济学的研究,也绝不让人满意。其观点让人想起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目的论去发现“资本主义萌芽”。结果,这个话语将欧美现代性限制在工业社会的出现上而减缩了欧美现代性,一方面,侧重从横跨大陆的互动中产生出特别的欧洲现代性的那些文化和社会特点,诸如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科学知识的利用等,所有这些都是工业现代性的前提;另一方面,这一话语没有认识到其他参与到早期现代的社会依旧禁锢于其中,不必然是因为他们没能转向现代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构成,使得他们没有沿着参与制作了欧洲现代性的欧洲社会(无论如何包括了该地区的所有社会,更无须说那个无形地误导人的实体概念“西方”)同样的轨道前行。(18)
    我认为,探讨这些概念问题并坚决打破早期把现代等同于欧洲现代这种做法的一个方法,是简单地以颠覆现代性在构成和展开时空间的重要性这种方式,把现代这个术语投射到“早期现代性”这个时期。蒙古征服后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系,取代了早先的朝贡国家,重塑了非洲-欧洲-亚洲的空间,这提出了一个新的大陆互动地图,要求在商业互动中采用新的内部组织和超越当地组织的方式,直到把这些社会沿着都市网络串联起来。正如沃尔夫30年前所说:
    1400年代,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内在联系。各个自认为文化上与众不同的群体却是通过亲属制度和仪式性联盟而连接起来的。国家扩张将其他人群并入到更包容的政治结构之中,精英群体互相继承,控制农业人口,建立了新的政治和象征秩序。贸易形成了自东亚穿越撒哈拉沙漠到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部区域--译注),从东非到东南亚半岛的网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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