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除山顶的A、B、C、D四区之外，在山体崖坡下亦保存有少数防墙遗迹和可能通向山顶的暗道口。尤其是B区北端的崖坡下，用砾岩岩块沿山坡砌建有数道护墙，建墙的岩块修整整齐，由此可见遗址军事防御设施和城堡的规划建筑事先显然经过周密的布局安排。此外，在遗址内还发现有石砌的石台(石坛)，如编号为04KLAS66的一座石台，形制呈长方形，在石台的一端有凸出的圆形台坛与石台相接，其用途或与某种特殊的祭祀礼仪活动有关。石台中发掘出土的一尊双面青铜神像造型奇特，上身赤裸，两乳突出，呈跪坐状，一手扶膝，一手向上举持器物(因残破过甚无法详辨)，其头部前后两面均有面孔，五官粗犷，面容狰狞，具有西藏西部地区前佛教时期造像的显著特点，明显有别于佛教时期的造像，初步推测其很可能与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神灵有关。在遗址地面采集到的文化遗物主要有夹砂红褐陶器残片若干，多种形状的磨石、石臼、石片等石器，铁甲残片，铜口器残件，料珠等装饰品，骨料及骨器残件等。
以上述这处城堡遗址为中心，山下还分布着墓地和居住遗迹。居住遗址名为泽蚌遗址，集中分布在遗址的中部、南部的河流一级阶地上，大体上呈南北一线排列。居址建筑事先经过周密规划，成组布局，形成错落有致的房屋群落，其中以遗址中心部位编号为第6、12、13、14、35等组的房屋建筑遗迹规模最为宏大。以第6组房屋建筑遗迹为例，由大小近20余间房屋以及火灶、石台(坛)、石框等构成，在总体建筑布局内形成不同用途的功能区。房屋形制主要以方形、长方形为主，各类房屋在地表皆有明显的石砌基础的残痕，均采用砾石砌建，在主要建筑组群的周边，还散布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建筑遗迹，形制除有方形之外，还有圆形以及不规则形等，推测后者可能系搭设帐篷等遗留下来的遗迹。
墓葬主要分布在泽蚌遗址的南、北以及西南部。从墓葬的规模上划分，既有规模巨大的大型积石墓，也有形制较小的积石墓葬。其中，尤其以编号为M2的一座积石墓体量最为宏大，该墓全部采用天然砾石人工垒砌，砾石之间可能采用泥土作为粘合，大体上可分为石基础及墓丘两个部分。石基础形制呈长方形，长62、宽17.3米，逐层向上收分，形如梯形。在石基础之上再垒砌墓丘，因早年盗掘破坏严重，墓丘已基本不存，并形成向下的巨大盗坑。墓葬现存高度约3～6米。编号为M1的另一座积石墓体积次于M2，但也基本上可以归入大型积石墓。此墓平面形制呈梯形，顶边长28、底边长24米，两腰分别长31米和31.5米。垒砌方式与M2相同，也采用天然砾石层层收分叠砌成墓葬基础，其上再砌墓丘，墓丘现亦被盗掘破坏，形成4个巨大的盗坑。墓葬现残存高度约2～5米。遗址内的小型积石墓主要集中分布于遗址的南部，成群分布，多呈东南-西北方向排列，墓葬边长多为1.3米×1.5米，采用砾石砌出边框，其残存于地表部分的石框基本与地表平齐。
在穹隆银城与泽蚌遗址的周围，还调查发现拉托、曲松果的两处大型墓地，各有数以百计的墓葬，表面多以石丘为墓丘，经试掘的几座墓葬均以石块砌成石棺。在墓地和遗址附近还发现多处石器地点，采集到大量打制石器标本，表明这一区域早期人类活动十分密集和频繁。
古代象雄亦即汉文史料中记载的“羊同国”，以畜牧业为其主要生营方式。如《唐会要》卷九九“大羊同国”条下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穹隆银城和泽蚌遗址平均海拔高度达4500米左右，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耕但却可以从事高寒地带的游牧业，所以可以初步判定其性质系一处早期游牧文化的大型城堡型聚落遗址。在西藏古代历史文献中，“穹隆银城”、“穹隆城堡”、“穹隆堡寨”等名称通常都认为其即为象雄王国的都城。如格桑丹贝坚赞《世界地理概说》中记载：“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面一天的路程之外，那里有詹巴南喀(dran pa nam mchar)的修炼地穹隆城(khyung lung)，这里还是象雄王国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十八位国王所统治”(22)。在敦煌古藏文文书P.T.1287号文书“赞普传记”中，提到松赞干布时与象雄联姻，将其妹赞蒙赛玛嘎嫁给象雄王李迷夏为妃，赞蒙赛玛嘎所居地名也正是“穹隆堡寨”(khyung lung)(23)。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最终确认考古发现的这处遗址即是文献记载中的穹隆银城，但根据遗址中出土遗物的年代均早于佛教化的古格王国早期并与象雄王国灭亡下限的年代范围大致吻合(24)、墓地中有高等级的大型石丘墓葬等情况推测，至少可以肯定其属于象雄王国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处具有“王庭”性质的大型聚落，与新疆、甘肃、内蒙等地的发现的大型游牧文化聚落具有某些相同的文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北部羌塘高原和西部阿里地区，近年来中外学者也调查发现了一批石构建筑遗址。如美国学者文森特·贝勒沙(Vincent Bellezza)自1992年以来，据称已在西藏西北部调查记录了400多处属于所谓“前佛教时代”的遗址，按照他的描述和分类，这些遗址当中既有大型高台建筑，也有地表的石围、石圈、列石等建筑(25)。笔者认为，结合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情况来看，这类遗存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早期游牧文化有关。例如，有一类地面石构建筑当地藏民称之为“门朵儿(Mon-der)”，被认为是牧羊者的遗存，其性质有可能是某种宗教仪式建筑或者墓葬。藏族学者顿珠拉杰于2002年在西藏西部调查发现60余处建筑遗址，据称包括城堡、庙宇、墓葬等不同类型，其中也提到“门朵儿”一词，解释认为“门”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曾居住在西藏西北部，信奉非佛教的一种宗教，死后采用土葬(26)。遗憾的是，上述这些学者均不是考古学家，无法用考古学的方法加以记录描述，但从其公布发表的材料透露出的线索来看，当中很有可能包含有早期游牧文化聚落在内，值得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加以确认。
三 余论
综上所述，通过近年来西藏考古提供的新材料，再次证明在我国开展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是大有可为的，这项工作的持续开展，对于丰富我国多民族文化遗存、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的卓越贡献，均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但与之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需要做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游牧民族同样具有规模不同、等级有别的各种类型的定居遗址或聚落，这是将来开展中国边疆考古和民族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就现有发现来看，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情况十分复杂，它们当中既有冬季营地、夏季营地这样根据不同季节形成的定居、半定居或临时性营地的区别，也有用石头、日光砖等材料砌成的永久性建筑物和毡帐式住所的不同。从等级制度而论，一般性的居民聚落以密集排列、布局有序的地表石围(既有方形，也有圆形)作为表征，也有开凿在山崖当中的洞穴式居址。作为各级统治中心的“王庭”、“牙帐”一类的大型聚落在建筑遗存的布局与结构上则更为复杂，往往建筑在高起的石台或者地势险要的山腰或山顶处，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护墙围垣相环绕，有的还设有暗道相通。高等级的大型聚落之中，除生活区外还有祭祀区的存在，游牧民族“祭天”、“祭神山”之类的活动场所很有可能与之有关。不同等级与规格的石丘墓和独石、列石、石围圈、石围框等大石遗址往往分布在聚落的附近，将死者的埋葬与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合为一体。
越是社会发展复杂化的游牧社会，这类大型聚落的社会功能也就越复杂。敦煌出土的古藏文吐蕃历史文书显示，吐蕃赞普夏季与冬季各有巡游，其“牙帐”分设于不同的地点。如P.T.1288“大事记年”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条下载：“赞普初夏驻于‘帕登木’谷，仲夏迁至孙波河。于董噶之鹦鹉谷，由噶尔·赞聂多布、钦阮赞婆(均为禄东赞之子)二人集会议盟，行牧区大料集。冬，(赞普)牙帐巡临‘襄’之让噶园，于‘董’之虎苑集会议盟，以征调后备军事，征集青壮户丁，是为一年”(27)。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赞普在其牙帐要举行集会、议盟等活动，处理“大料集”(户口登录)、征调后备军事力量等军国大事，由此可以推测其牙帐所在地应形成规模不等的聚落。不仅如此，某些特定情况下赞普还在其驻扎地指挥建筑城堡要塞。如P.T.1288“大事记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条下载：“赞普驻于‘札’之鹿苑，且于且末国建造堡垒，是为一年”(28)。一些迹象还表明，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在赞普父王去世之后，遗体也秘不发丧，停厝于牙帐所在地。如P.T.1288“大事记年”载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赞普父王之遗体隐匿于‘巴拉木’……象雄叛，赞普墀都松驻于辗噶尔，是为一年”(29)，这样看来，在聚落内很可能还有可供吐蕃王室贵族殡丧的场所。因此，目前还很难用某种简单的模式来概括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所有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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