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吴越春秋》又不全在司马迁的阴翳之中。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虽然客观上其鉴戒功用不可估量，但主观上仿佛更多是出于学术目的。《吴越春秋》客观上有“成一家之言”之妙，而主观上选择先秦吴、越两个诸侯国的盛衰兴亡为考察的对象，其鉴戒的功用似乎比《史记》更为鲜明。
读《吴越春秋》可以发现，鉴戒史学观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现当代的史实为鉴戒。《吴越春秋》卷三记载伍举以楚庄王的“匏居之台”鉴戒楚灵王的“章华之台”。卷十记述吴王夫差被勾践战败，希望能够向之前勾践臣服自己一样臣服勾践，勾践心存恻隐，准备允准，范蠡劝谏说：“君何忘会稽之厄乎？”卷五记述吴王夫差临死后悔没有听从伍子胥和公孙圣的劝谏，遗嘱繴组遮蔽脸面，“吾羞前君地下，不忍睹忠臣伍子胥及公孙圣”。卷十记述勾践功成之后要杀文种，文种后悔地说，“后百世之末，忠臣必以我为喻矣”。另一种是以古代的史实为鉴戒。卷五描述伍子胥劝谏吴王夫差不要伐齐，遭拒绝，被威胁杀头，“昔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今大王诛臣，参与桀、纣。大王勉之”。卷七记述越王勾践被迫到吴国做奴仆，大夫扶同(逢同)劝谏勾践说：“昔汤系于夏台”，“文王囚于石室”，“汤改仪而媚于桀，文王服从而幸于纣。夏殷恃力，而虐二圣；两君屈己，以得大道。故汤王不以穷自伤，周文不以困自病”。可见，无论是近现代或是古代的史实，都是教育人们学有所本，做有所依。
由上所述，《吴越春秋》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可谓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
(一)“天人合一”观念下的积极创造历史观
《吴越春秋》既受司马迁史学理念的影响，那么，在历史观上，也同样承继了司马迁的天人合一观念。但读《吴越春秋》，我们知道，赵晔的天人合一的“天”，并不仅仅是指自然，而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说规则。也就是说，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人只能遵守规律，展示自己创造历史的能力；但是人不能违背历史的规律，否则就会走向失败。卷十记述范蠡在勾践灭吴之后，对文种说：“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显然，范蠡所谓的“春生冬伐”“泰终必否”，就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人处在历史发展之中，就应该顺应其规则，即所谓的“知进退存亡”。范蠡自认自己是一个能够遵守历史规律的人，“蠡虽不才，明知进退”。他劝谏文种要功成身退：一方面是客观上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另一方面是主观上越王勾践的本性所决定，“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所以，“子若不去，将害与子，明矣”。卷七扶同劝谏勾践要忍辱负重时说：“兴衰在天，存亡系于人。”由此，借助于范蠡、扶同的话，赵晔主张，在遵守历史规律的前提下，要积极主动地创造历史。
那么，身处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如何积极地创造历史呢？读《吴越春秋》，我们知道，赵晔是这样主张的。
第一，要审时度势，即把握历史发展的时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卷八记述越王勾践九年，从吴国回国后的第三年，就想着复仇，其时大夫扶同、范蠡、苦成、浩进与句如(皋如)都劝说时机未成熟。苦成说：“今吴承阖闾之军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亏，战胜未败。大夫嚭者，狂佞之人，达于策虑，轻于朝事。子胥力于战伐，死于谏议。二人权，必有坏败。愿王虚心自匿，无使谋计，则吴可灭矣。”句如说：“天有四时，人有五胜。昔汤、武乘四时之利而制夏、殷，桓、缪据五胜之便而列六国，此乘其时而胜者也。”又，关于吴王夫差囚禁勾践而未杀之事，《吴越春秋》多次说是夫差不能顺从天意。卷七伍子胥正面劝谏夫差：“昔桀囚汤而不诛，纣囚文王而不杀，天道还反，祸转成福。故夏为汤所诛，殷为周所灭。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诛，臣谓大王惑之深也。得无夏殷之患乎？”卷五记述勾践伐吴，夫差试图求和，勾践说：“昔天以越赐吴，吴不受也。今天以吴赐越，岂可避乎？”卷十说范蠡劝诫勾践：“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可逆命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君何忘会稽之厄乎？”由此，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夫差之固执与勾践之顺应，恰恰构成正反两个结果，警告遵从历史规律的重要性和严酷性。当然，在汉代谶纬弥漫的社会思绪中，顺应历史规律被天命论的神意史观所笼罩，反而显得异常神秘。如卷七吴王夫差要召见勾践，勾践恐惧被杀，范蠡占卜时日，指出，戊寅日是“不以罪罚日”，可以放心大胆去；卷八越王勾践从吴国回国之时，着急回到阔别两年的宫殿，范蠡占卜之后说，是个回宫的好日子，但是需要奔驰而行，“王当疾趋，车驰人走”；又，勾践想选择“今日上明堂，临国政，布恩致令”，范蠡占卜说“今日丙午日也”，等等，既体现了当时人们喜欢占卜择日来确定事宜的实际，又说明了把握并顺应历史规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第二，要拥有物力，根据自然发展的规律，积极从事生产聚集财富。卷九记述计倪对勾践解释“死生真伪”的自然规律，“天地之气，物有生死。原阴阳者，物贵贱也。明孤虚者，知际会也。审存亡者，别真伪也”。所谓“生死”，就是依据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人们一定要保障在春有种，在夏有苗，在秋有收，在冬有藏。否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四季都有可能死亡。所谓“真伪”，就是依据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及时予以管理，如春播时年老人督促年少人耕作，夏长时要清除“苗秽”即杂草，秋收时要提前准备工具及时收获成熟的粮食，冬藏时要将新粮贮存陈粮发放，以造就“君乐臣欢，男女及信”的和谐、诚信社会局面。否则，就会违背自然的规律，四季也都有死亡的可能。可见，无论是农作物的生长或是管理，都存在着生的希望和死的威胁。前者谓之“死生”，后者谓之“真伪”。在计倪看来，只有遵从自然的规则，做到“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府库，励其甲兵”，才有拥兵于外的条件。卷八则说勾践回国之后，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积极发展经济。“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由此可见，《吴越春秋》重视经济，重视物质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既体现了其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又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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