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 关于“古”和“今”基点在“今”；“中”和“外”基点在“中”，毛泽东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表述得最为清楚。他谈到批判地吸收优秀文艺遗产时，再一次提出“古今中外法”，并别开生面地比喻为：“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参阅孙国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后来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② 在一个社会中，经济与政治、文化、军事是相互关联的，构成一个系统。毛泽东同志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讲话中，提出要用“四面受敌”法研究中国社会，“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然后予以综合。（载《毛泽东文集》第2卷）这是把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综合研究。如果按“古今中外法”“己方和彼方”关系来说，研究这个系统中某一方面（如经济史）时，应该同时了解其他方面（政治、文化、军事等）的状况及其演变，前者就是“己方”，后者就是“彼方”。
③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王亚南说过：“所谓‘封建军阀’‘封建思想’一类术语，早就流行于一般文人学士之口。”（《中国社会史论战》第1辑第39页）陈啸江也说过：“封建说法之所以繁盛的原因，当回溯1925-1927革命的时候，那时把一切旧的都看作封建的，因而亦在被打倒之列”（《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导言》，新生命书局，1936年）。
④ 1937年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回顾这一论争时写道：“为了彻底认清目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这一场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未来的要求。”见《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⑤ 我在《“封建”名实析议》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对此有所分析，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参阅。
⑥ 参看经济所网站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介绍。
⑦ 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面对西方近代农学的引进，为了保存中国传统农学的精华，并使之与西方近代农学相结合，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着手收集农业历史资料和进行相应的研究，相当于后来的“农业遗产研究”，但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⑧ 该书1965年编就，因“文革”的缘故，至1980年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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