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用自述的资料对李秀成进行心理分析呢？我个人的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可以总结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兴衰全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李秀成的自述基本上是按照太平天国兴亡的过程来叙述的，而他自己也正好参与了事变的全过程。他从一个信仰拜上帝的普通农民成为一个太平军战士，后来成为下层军官；天京事变以后，他被推选上来“助国”，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维持天国大业的主要将领；他主持了太平天国最后的保卫天京的战斗，直到最后城破国灭，自己也成为清军的俘虏。这十四年来，随着天国历史命运的变迁及他自己在天国中地位的变迁，他的心理状态也是不同的，而李秀成总是伴随着对形势的发展叙述，流露出自己个人的心态。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们进行李秀成心理分析的基本线索。
其次，可以研究李秀成与洪秀全的心理互动关系。所谓“忠王不忠”的问题，主要是从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态度来说的。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对洪秀全的“不忠”就是对太平天国的“不忠”。洪秀全对李秀成的任用、信任、恩宠与怀疑、限制、怒斥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摸清这个互动过程的来龙去脉，是很有必要的一条心理分析线索，也才能真正搞清洪李之间的关系。
再次，李秀成与曾国藩的心理互动。曾国藩与李秀成的直接接触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李秀成开始写自述的前一夜；第二次是八天以后，李秀成将被杀的前一天晚上。但这两次短短的接触对李秀成的心理状况影响很大。所谓“忠王不忠”的另一面，就是李秀成在自述中说了那么多奉承曾国藩的话。为什么这两次谋面，就可以让李秀成对曾国藩的态度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曾国藩本人有何魅力可以如此迷惑李秀成呢？曾国藩如果不见李秀成，直接由曾国荃来处理李秀成，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李秀成就成为当之无愧的“英雄”？这是不是非理性和历史的偶然性发生了作用呢？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曾国藩在李秀成的身上也是花费了大量心思的，何时处决他，在何处处决他，如何删改他的自述，如何向清廷交代，以致到将李秀成处决后，他都不能把李秀成供的原稿上交给清廷，连他的后代也是秘不示人，这都是心理活动过程。因此，对于曾国藩在李秀成问题上的各种表现，也是适合进行心理分析的，并且材料也是很多的。
最后，需要总结李秀成的人格特征。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材料分析，可以概括出李秀成人格特征的主要表现，如他的知识与才能、他的忠君、他的信天命、他的保民为乐等。此外，还有一些人性方面的特点也需要去探讨，比如他对待清军降将的态度，对待为清朝效忠而死的朝臣的做法，对自己的降清部下的做法，都有很多超乎通常之处，也是他百年之后遭人诟病的地方，而这些做法恰恰折射出他人性方面的特点，是值得分析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其他史料如英国人呤唎的《太平天国亲历记》等对李秀成的诸多描述，这些描述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李秀成的外貌特点、性格、气质等等，甚至对李秀成当时的服饰、礼仪等都有很多细致的记载。他的记述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李秀成的人格特征，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因此这些也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就可以对李秀成的心理状况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就可以再现出一个血肉丰满、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李秀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如此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农民将领的内心世界。这样把必然性的分析与偶然性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把理性和非理性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这个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对李秀成进行政治上的判断，而是在于对李秀成的整个为人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剖析一个历史人物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其实，我们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李秀成个人及那个时代的群体的心理状况，就是对于几十年来《李秀成自述》评价的大起大落现象也可以进行社会心理分析。1963年至1965年，所以会形成对李秀成及其自述口诛笔伐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竟然会有三百余篇涉及李秀成或《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新观点、新材料，分明是人们嗅到了社会上的一种“风”，于是拼命地紧跟起来。
戚本禹1963年的发难及1964年、1965年对李秀成的批判，形成了一场社会运动性质的批判高潮，这就有它特别的社会背景。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历史：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决议。毛泽东指出，庐山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进入60年代以后，1960年初，《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开始批判巴人的“人性论”。1960年3月，文教和艺术领域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学术批判。1960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提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1962年8－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小说《刘志丹》被批判。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文章，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一步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1964年7－8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文章，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认为“合二为一”是修正主义，是阶级调和。196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根据茅盾1932年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认为电影掩盖了阶级矛盾。1965年8月，《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批判电影《不夜城》美化了资产阶级，宣传阶级调和。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批判，明确把矛头对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左”的思潮，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阶级调和、反对妥协投降，是这一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表现，是时代的特别要求。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要求下，学术研究偏离了正常的方向，有的人抓住了一些靶子上纲上线，有的文艺作品、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就成为这种路线的牺牲品，成为投向党内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利剑。《李秀成自述》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1964－1965年，所以会有几百篇批判文章指向李秀成和《李秀成自述》，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导致的结果。人们所批判的“晚节不忠”表面上是指向李秀成，实际上是在影射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这一点，当时所有写文章的人包括戚本禹在内都是心知肚明的。
政治风云下的史学论争问题，在时过境迁之后大部分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科学轨道上的，只要这些问题还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只要它们还有从新的角度进行研讨的余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史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重提那些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学术论争，不是“炒冷饭”，而是正视史学自身所走过的历史。尽管我们今天看来那时的历史有些荒唐，但健康的历史科学是踏着过去的足迹发展过来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转换视角、更新思维，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地有所创新，一些看来已经“过时”的老问题也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史学发展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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