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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盘点中国古代的权臣,善恶忠奸如何分辨?


    文/小谢


    所谓权臣,不一定很有能力,但一定很有权力。权臣之权超出了一般国家体制赋予臣子的职权,甚至到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地步。他们或是凭借出身拥有天然的重权,或是才能卓越为国君所倚重,或是杀伐果断在乱世中争得先机,或是奸诈钻营爬上了高位。


    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将中国数千年来的权臣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权臣出生于贵族世家。春秋战国以前,诸国皆是纯粹的贵族政体,贵族掌握一国之权柄。许多贵族之臣,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都是权臣之巨魁。当时的贵族,有封地、有家臣、有军队,一不小心就容易膨胀,枝强伤干,国家与君王皆为其掣肘。


    自秦统一六合,中央集权政体成为主流。废分封,置郡县,地方权力收归中央。贵族失去了其所依靠的封地与特权,逐渐没落下来。


    但在两汉之际,天下初定,国家的基础还不甚稳固,外戚之祸尤为严重。西汉的霍禹、邓广汉、王莽,东汉的梁翼等人,都是汉皇室的姻亲外戚。这些人借着皇家的势,拥有特权,入朝为官,成了实际上的“贵族”;但他们却不安于本分,或是结党营私,或是把持朝政,或是阴谋反叛,竟成了两汉朝堂上的祸患。所谓“斗米养恩,担米养仇”,或许一切都是因为权力来得太过容易,让人搞不清自己的位置而致生了异心。


    


    
    


    第二类权臣为乱世之武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名义上的天子,却不敌手握兵权的武将。曹操,可以说是以“武功”上位权臣的开始。群雄割据的时势,为曹操的军事才能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灭吕布、破袁绍、征乌桓,战功卓著,统一北方,是真正的将才能臣。


     
    


    


    而在此之后,豪杰蜂起,搅地局势更加的风起云涌。武将们,一方面有着收复故土的壮志、多谋善断的将才,一方面又对唾手可得的权力抱有一丝侥幸。彼朝之大将、此朝之君主的戏码频繁上演。司马懿、桓温是被追封的晋高祖、宣武帝,刘裕、萧衍、陈霸先更是拥兵自立、“轮流”称王,造就了延续一百多年的割据南朝……


    第三类权臣起于布衣,而凭借才干为君主所看重,是权倾一时的治世能臣。秦之商鞅,汉之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为此类。他们懂得庙堂经营之道,谙熟权术而为己所用;但却不屑钻营于此,汲汲营营于宦海。他们针砭时弊,力主变革,大刀阔斧,牵引着整个国家的经络。


    


    


    后世对他们或褒或贬,说商鞅是酷吏,说王安石变乱法度、祸国殃民,说张居正 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又是大胆的改革家,是时代的推动者。在国家困厄之际,突破陈规,敢为人先,挑起变革的大梁。功过莫雕琢,留与后人说。即便不能全身而退,也无愧于心了。


    第四类权臣为巧言令色、窃弄国柄的佞臣。“青山有情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挂上了佞臣的名头,举国嫌弃,连死后也不得安宁。佞臣嘛,没有天生的政治权力,也缺少过人的治世才干,亦没有强势的军事实力……想要出人头地,必然要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权术的钻营之道上。


    


    


    在政务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却极为注重人脉的经营与权力的掌控,曲意媚上,结党营私,拼命靠向权力的顶端。这就是佞臣之道?不,这或许正是中国政治的常态。


    千古的佞臣,有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李林甫、宋之蔡京、秦侩、明之魏忠贤。之所以会背负骂名,最关键的,还是因为他们僭越了君权,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利益,甚至整个政治生态的平衡。不立之为大反派,朕怎坐得稳江山?而所谓“荼毒生民”这条罪名,是佞臣弄权的当然结果,却算不上他们“成为旗帜”必然原因。


    参考文献:


    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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