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通常认为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起源于西欧的手工业部门，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然而它却未像西欧那样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这一事关中西发展道路歧异的重大问题，学者们提出多种观点，例如：长期存在的重农业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某些领域官办手工业的发展对工商业的不利影响，知识分子热衷走科举当官之路，人们不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等等。人们提到的各种原因均耐人寻思，值得思考。宋代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尤以南方引人注目，北宋灭亡以后南方属于南宋统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探讨南宋的状况，可以较好地看出当时中国经济最重要区域的主要发展趋势。笔者通过对宋代，尤其是南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考察，发现以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民间缺乏寻找并推广使用替代人力的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的积极性，导致生产工具未能出现重大的进步，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本文通过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展开论述，以便比较全面地清醒地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一、人口：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研究者一般都将宋代经济取得的巨大进步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唐中叶以来生产各部门的进步给宋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生产关系内部的某些变革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宋代生产工具的有所改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等等。《宋史·地理志》有一些关于宋代各路人口密度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精辟描述，为我们了解宋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路径。例如：成都府路在蒙古军队攻入前人口密度很高，土地高度开发，“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手工业发达，“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商业兴盛，人民生活水平高，“尚奢靡”，“其收获多为遨游之资，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文化称誉于天下，“好音乐，少愁苦”，“庠塾聚学者众”。① 福建路户均耕地最少，人稠地狭现象严重，“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值渐贵，故多田讼”；百姓不得不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位产量，并大力发展工商业，因此，当地“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读书风气著名于天下，“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② 《宋史·地理志》的上述论述，揭示了一定的人口密度对区域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人口增长是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它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口增长促进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
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在依靠简单生产工具和畜力的前提下，农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口的增加。以南方为例，南方在北宋晚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估计户数近1220万户，两宋之际因战乱人口下降较多，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约达成以后人口开始恢复和增长，嘉定十六年（1223年）前后达1550万户。③ 如以每户5.2口计，④ 嘉定十六年人口已达8000万人左右，超过南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⑤ 因此，宋代是历史上南方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自然也是南方开发的重要时期。适度的人口密度是土地开发必不可少的前提，宋代粮食亩产量较高的地区基本上都具有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较少这一共同的特点。在这种地区，农民为了供养家庭，不得不通过精耕细作、勤施肥料、增加复种指数，以及广修水利等途径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秦观说：“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⑥ 简洁明了地说明了人口压力、精耕细作和农业产量三者的关系。
在人口密度过大的地区，耕地是最为珍贵的资源。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人们不得不向山区进军以开辟梯田，向湖泊、浅海进军以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在这种背景下，沿海各平原开始加速形成，山区开发的进度大大加快。李纲说：“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⑦ 说明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得到开发。不仅福建如此，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路山区开发都大大加速。不少人为寻找耕地和就业机会，还自发迁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开发中地区。
其次，人口增长促进工商业从业人口的增多和水平的提高。
古代的工商业发展大多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农业的发展必定为工商业的发展打下基础。此外，适度的人口密度形成的生存压力，也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工商业的经营对象和经营方式都不同于农业，农民要转化为工商业者，首先要完成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般说来只有当特定地区的人口密度达到较高的程度，出现一定数量的无地少地的人口时，才会迫使一部分无法在农业部门就业的人口进入工商业和服务部门，以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北宋元丰年间福建、两浙、江东、江西、成都府为人口密度较大的路，福建路平均每户只占有官民田11.2亩，又远远少于其他四路。⑧ 因此，福建绝大部分的州军当时已出现“生齿繁夥，其养不足”⑨ 的议论。南宋福建人口继续增长，人稠地狭、生计维艰现象更加严重，从事工商业的人数甚多。曾丰论述这一现象及其原因：“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圜圚有闽之技艺。其散而之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⑩ 曾丰说的主要是福建的现象，但“在在有之”四字告诉我们，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于宋代人口密度大的路，只是人均耕地最少的福建最厉害罢了。写于南宋后期的《临汀志》说：“闽中诸郡……大率地狭民稠，大半他业。”无论“大半”之比重是否准确，反映了在福建这种地区，工商业部门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中谋生的人已占人口的相当比重。
工商业的发展，除了体现在经营人数的增多和经营门类的扩大之外，还体现在经营水平的高低上。凡人多地少、当地人参与工商业程度高的地区，水平必然要高一些。欧阳修《有美堂记》谓：“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11) 在他看来，“闽商”为国内商人的代表，可与海外商人“海贾”相媲美，福建无疑是宋代经商人数最多、经商水平最高的区域。漆侠先生在研究宋代手工业时发现：“越是在农业生产发达的精耕细作的地区，手工业就越是得到发展，手工业布局就越显得紧密”(12) 显然，宋代各地的人口密度与工商业的水平差异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凡是工商业发达的区域无一不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再者，在科举大门大开的背景下人多地少地区“家贫子读书”成为风气，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自唐后期起，门第血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大大下降，科举制的推行为下层人民的向上流动开辟了道路。宋代科举制的大门进一步开放，为各阶层人员提供了进身之路，读书当官成为相当一批人的谋衣食之道。即使科场失利，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读书人也比没有读书的人容易博取他人的尊敬，容易解决衣食问题。在那些人稠地狭、生计艰难的地区，贫困家庭的子弟走读书当官之路的人特别多，极大地促进了学习风气的上升。
宋代似乎存在着人均耕地越少，“家贫子读书”风气越盛，科举中举人数越多的特点。福建是人均耕地最少的路，也是中举人数较多的路。北宋后期“福建出秀才”已被誉为天下第一。(13) 南宋更是如此，南宋末宰相吴潜总结各路的科举情况，认为：“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为差”。(14) 如果将吴潜排定的各路对科举时文的精通程度和每年中举人数的多寡顺序，除去处于开发中的湖南路，再将北宋元丰年间南方人稠地狭的五路的人均田亩的排序，(15) 除去南宋后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成都府路，各路按户均田亩数从多到少的排序，恰好和按科举人数从多到少的排序相反，户均田亩数从多到少依次是江东、江西、两浙、福建，中举人数从多到少依次是福建、两浙、江西和江东。可见在南宋人多地少的区域，人均田亩数相对较多的路的考生对时文的精通程度要差于人均田亩相对较少的路，而每年中举的人数同样不如户均田亩较少的路。在南宋人口密度较大且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各路中，人均田亩较少的地区的人们对科举的热情高于人均田亩相对较多的地区的人们，似乎已是普遍规律。我们固然不能将各地科举风气的盛行程度，看成完全取决于人均耕地的多寡程度，毕竟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作为铺垫，但其中包含较大的因果关系却是没有疑问的。科举风气盛行促进读书风气形成，读书识字人数的日益增多又使劳动者文化素质有所提高，而文化素质的高低又直接影响该地区工商业的水平。
此外，宋代的人身依附程度的下降也有助于释放劳动者的积极性，它与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两项制度性因素的进步，更使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前代更加突出。
其实，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直以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珀金斯通过研究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口已是十四世纪后期人口的七到九倍，耕地总数是4倍，而粮食产量也得到与人口相应的甚至可能是同步的增长。(16) 他认为此间中国农业发展的原因，“关键还在于人口的增长以及某一特定地区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密度。”尽管珀金斯的研究集中于明清民国时期，这一时期都未能改变农业发展主要依靠人口的增加这一状况，此前的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人口增长更是可以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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