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淮南王刘安“熒惑百姓，妄作妖言”案。刘邦攻占咸阳后对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应该废除(20)，可知言论入罪，在当时也不得人心。但不知为何，没有提到废妖言罪。《汉书·高后纪》载，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春正月诏：“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可知汉初仍有妖言令之存在，其刑罚大约与诽谤等相当，属族诛之罪，至少是大辟，还要先受断舌之刑。(21) 所以颜师古注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今谓重酷，皆除之。”(22)
然而吕后“废除”妖言令的九年之后，即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又一次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法。文帝的说法是：“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23)
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颜师古《汉书》注已指出：“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24) 何时由何人复设，史无明文。文帝废除诽谤、妖言法，是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刑法改革的一部分(25)，受到当时及后世史家的高度赞扬。然而至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方士新垣平欺诈事发，“复行三族之诛”(26)。是否同时复设妖言之罪，史文不详。但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谋逆案，其主要罪状之一就是“妄作妖言”，可知妖言罪之复设当在文帝后元元年与武帝元狩元年之间。
据《史》、《汉》所言，刘安“时时怨望厉王死”，胸怀异志，“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27)。吴楚七国反，刘安本欲起兵响应，因国相反对及朝廷及时派兵至淮南未遂。武帝即位初，刘安入朝。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武安侯田蚡时为太尉，迎刘安于霸上，对他说：“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28) 刘安大喜，厚遗武安侯财物。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彗星见。当时社会观念普遍认为此异象主刀兵之乱。刘安“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积极整治兵备，重金招徕游士奇材至数千人。他所招揽的辩士，有“妄作妖言，谄谀王”者(29)。用来取悦刘安的妖言之具体内容，不详，可能就是后文所说的“言上无男，汉不治”之类(30)。当时武帝已21岁，仍无子嗣，刘安对此情势热切关注，可能出于一种希望这种情势持续下去的心理期待。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淮南王太子刘迁违法，事连刘安，武帝罚以削地二县。“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31) 问题是，武帝于元朔元年已得长子刘据，虽然没有实时立为太子(32)，却不可谓“无男”。刘安为什么坚持否认武帝有子，拒绝相信任何他不愿意相信的信息，偏执到走火入魔、完全不顾事实的地步？(33) 无论当时刘安心中想的是什么，其根据又是什么，今日已不可考，但可以推测相关妖言的内容很可能涉及宫廷秘辛，近乎诽谤、无稽之谈，而非带有妖异色彩的言论。
刘安一案，不但本人自杀，王后、太子、涉案宾客“皆族”，受牵连的“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刑罚不可谓不重。而诸侯王、列侯、丞相等集议其罪状，胶西王刘端所议“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34)，成为此案定罪量刑的重要罪状之一。但“妄妖言”的具体内容，在秦汉历史叙述中多缺而不言，或轻描淡写，令今人对两千多年前发生的这一大案之真相，不免有雾里看花之叹。
(三)张寿王“诵不详之辞，作祅言欲乱制度”案。昭帝初，内有权臣把持朝政，外有强藩虎视眈眈，朝野民间纷传的灾异现象，如大水、大旱、日食、亡冰、城门灾、殿堂灾、鼠舞不休、乌鹊相斗、树枝如人头等，也此伏彼起。这样的情形，在当时被认为是阴阳不调所致。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说阴阳不调，乃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修历不当所致，要求改用他所传承的黄帝历。诏命主历使者鲜于妄人召集多位治历专家，从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至五年十二月，观察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比较当时流传的十一家历法，结论是张寿王的黄帝历误差最大。于是有司劾奏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
朝廷没有立刻处分寿王，而是要求治历专家再多观察一年。结果仍然是太初历误差最小，黄帝历误差很大。有司再次劾奏寿王身为八百石之官员，乃古之大夫，服儒衣，却“妄言太初历亏四分日之三，去小余七百五分，以故阴阳不调，谓之乱世”，“诵不详之辞，作祅言欲乱制度，不道”(35)。汉代“妖言”的定义之一为“诵不详之辞”，典出于此。昭帝虽愿再次赦免，寿王却固执己见，终于下吏而死。
张寿王虽然愚昧偏执，他所关注的其实只是历法的学理问题。但在汉代，历法所涉及的是天道和正朔，是皇朝统治合法性所在。寿王坚持批判兼具学理和政治正当性的太初历，确是言非所宜言；而声称太初历导致“阴阳不调，谓之乱世”，更是触犯当朝的政治忌讳，判他犯下妖言罪不算冤枉。然而，他的“妖言”毕竟不含明显的政治目的，对治历圈子以外的影响看来也不大，这也许就是昭帝，或者说主持政务的霍光，愿意再三赦免他的原因。而大约同时发生的眭弘妖言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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