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眭弘、夏侯胜等的谶言式妖言案。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36)。大石自立、枯木复生、虫食树叶成文字，在汉代一般思维中，都是典型的灾异，按《洪范》五行说的分类，属于草木、金石之妖及虫祸。眭弘曾从董仲舒弟子嬴公受《春秋》公羊学，他根据所习《春秋》公羊学，认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37)。这样的言论，当然要被当局视为妖言。
这所谓“公孙氏”，当求诸何人？按照京房《易妖占》的解释，“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38)，大石自立于泰山莱芜山南，从匹夫为天子者，应出自同姓。然眭弘依董氏《春秋》说，却鼓吹“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帝应该顺应天命，遍访贤人，禅让帝位，然后退为百里侯，如殷周二王后之故事。(39) 这显然是要汉室禅让于异姓贤人了。
当时军政大权仍由大将军霍光把持，霍光对此说深恶痛绝，结果眭弘以“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罪伏诛。后来的事态发展颇有趣。眭弘伏诛四年之后，即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之四月，昭帝去世，无嗣，霍光等迎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这就验证了昌邑枯社木卧复生之妖征的预兆功能。刘贺于六月丙寅即位，癸巳即由霍光等大臣以其淫乱，奏请皇太后废黜。(40) 至七月，霍光等议决迎立武帝曾孙、戾太子孙刘病已，即后来的宣帝。他的背景、名字和经历，与虫文“公孙病已立”完全吻合。元凤三年的种种妖异现象以及眭弘的妖言，至此成为应验了的谶言，相信在当时对论证宣帝即位的合法性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宣帝即位以后，征眭弘之子为郎(41)，表达了对眭弘的肯定和感激。眭弘有弟子数百，著名者如严彭祖、颜安乐、贡禹等，后来不是以经学传世，就是位至三公。
眭弘“妄设祅言惑众”一案是由霍光令廷尉定谳。自昌邑王至宣帝，霍光都居造王者的地位。宣帝即位之初，霍光仍位处权力的顶峰，他为什么没有阻止宣帝为眭弘妖言翻案呢？以下案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霍光当时的心态。昌邑王刘贺被霍光选中继嗣皇位后，表现怪诞，骄奢淫逸，灾异累生。(42) 霍光因而与亲信大司农田延年、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废立。事极机密，外间无有知者。刘贺毫无警觉，仍常出宫游玩。时任光禄大夫的夏侯胜拦在乘舆前劝谏说：“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43) 夏侯胜是今文《尚书》、《齐诗》学名家夏侯始昌的族子及弟子。夏侯胜本人从多位名师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善说灾异。按照《洪范五行传》，当“皇之不极”，“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就会见事不明，处事不得其中，结果是万事皆不能立，上弱下强，有下人伐上之祸。(44)“久阴不雨”，也叫“常阴”，正是上天针对人君这种表现所降的惩罚。由此可见，夏侯胜对刘贺的劝谏及其对政治形势所作的预言，有其经术根据。然而刘贺不仅拒绝纳谏，且说夏侯胜“为祅言”，缚以属吏。主审官吏向霍光报告有关案情，霍光颇紧张，以为同谋废立的张安世泄露机密，但经询问，安世不曾外泄。霍光因此大为好奇，乃召问夏侯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45) 霍光、张安世大惊，从此不敢轻视经术之士的预言能力，非但不治夏侯胜“为祅言”之罪，而且在废刘贺、改立宣帝之后，更推荐夏侯胜教授皇太后《尚书》学，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46) 霍光经历刘贺、宣帝之废立，亲验夏侯胜的灾异论述之后，应该会对眭弘当年的“妖言”有不同的理解。眭案的平反，大概就是得益于这样的政治语境。
夏侯胜后来曾多次因灾异进谏，触怒宣帝而屡次下狱，又屡蒙赦免，于90岁卒于官。不过夏侯胜所获得的宽容，似乎主要得益于宣帝、皇太后对他个人的信任，并不代表宣帝朝对妖言案采取宽松政策。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温水侯刘安国“上书为妖言，国除”案(47)，以及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牵连多名政府要员的杨恽“妖言”案可以为证。
(五)甘忠可“汉当更受命”案。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说起“汉当更受命于天”之话题，自然就会联想起昭帝时眭弘鼓吹“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妖言，不同的是甘忠可强调“更受命”，而非易姓改朝。甘忠可一案，在《汉书》叙述中虽未被加上“妖言”卷标，他的言论，可说是十足的妖言，他的两部书，按汉代的标准，也可以算是货真价实的妖书，对东汉不少“妖贼”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本文亦将其列为妖言的一个案例。
不同于眭弘，甘忠可无官在身。所以他的论述并未上呈朝廷，是通过授徒等方式，在民间传播。他的弟子，知名的有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甘忠可的论述，在当时的朝野应该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时任中垒校尉的刘向检举甘忠可的罪名，为“假鬼神罔上惑众”。甘忠可在狱中病死。其弟子夏贺良等皆受牵连，当以不敬论罪。然而此案最后似乎不了了之，所以夏贺良等人继续在民间教授甘忠可的学说。哀帝初立，疾病缠身，灾变数降，外戚骄恣，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皆以明通《洪范》灾异学说得幸。经过他们的再三推荐，夏贺良等得以向哀帝宣讲甘忠可的论述，即“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这套“更受命”论述，不要求改朝换代或实行政治变革，只须改元易号，在仪式和符号上做些手脚。哀帝病急乱投医，“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结果当然是“上疾自若”，“卒无嘉应，久旱为灾”。哀帝最后罢黜并放逐解光、李寻，夏贺良等被判为“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皆伏诛。(4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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