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路温舒正面批评统治者以“妖言”卷标，将有益于国家社会却逆己之耳的正言谠论污名化。汉代一些史家则在历史叙事中，描述昏庸残暴的君主如何将忠言卷标为“妖言”。如《韩诗外传》卷二讲述道，夏桀拒纳忠谏，“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伊尹就去见桀，对他说：“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鼓掌而笑，说：“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76)《韩诗外传》作者将一个昏君兼暴君的狂妄神态描摹得活灵活现。一“又”字下得极妙，凸显夏桀以“妖言”卷标忠言谏诤已是常态。《史记·陈杞世家》记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一起和夏姬私通，公然在朝廷嬉戏。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劝谏灵公：“君臣淫乱，民何效焉？”在《穀梁传》宣公九年的叙述中，泄冶的谏语有所不同：“使国人闻之则犹可，使仁人闻之则不可。”这个故事到了刘向《说苑·君道》的叙述中，泄冶的谏语内容丰富、详细许多：“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而灵公的反应也更典型化：“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77) 类似的叙事策略还见于刘向《列女传》卷七所叙述的经典性的夏、商亡国故事。第一个故事与《韩诗外传》类似，讲夏桀如何荒淫奢靡，沉迷于末喜的美色，只不过这次的谏诤者换成了关龙逢。第二个故事讲殷纣王嬖幸妲己，作酒池肉林，荒淫残暴。(78)
《韩诗外传》、《说苑·君道》、《列女传》，以及我们在前文引述的《越绝书·德序外传记》，所叙述的都是历史故事、历史传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实录。但从贾谊、路温舒的政论文字到《韩诗外传》、《说苑》等小说笔法，我们都可以发现，汉代史家和政论家在其历史论述或类历史叙事中，有时有意无意地采用凸显暴君喜将逆耳忠言卷标为“妖言”之叙述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统治当局对“妖言”的污名化。
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潮盛行的两汉社会，正当政治色彩强烈的逆耳忠言、牢骚刺讥、意识形态上的异端邪说被统治当局污名化为“妖言”，定为大逆不道之罪，严厉封杀之际，一些真正含有浓厚妖异气味的言论或表达方式，却不一定被视为全然负面，有时甚至被看成是暗藏玄机、代天示警的信息。在善言阴阳灾异的两汉政治家、思想家、经学家的论述中，这一类言论虽被卷标为“妖”，却非污名。如西汉今文易学名家京房根据天象物候异常的“妖”象来预测政治、社会变动，论述自然、人事异象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的名著，其书名为《易妖(訞)占》(或名《易妖变传》)，其占辞称为妖辞(79)，绝无贬义。汉代大臣的奏疏中常有引用，无所禁忌。如一条妖辞“妖言动众，兹谓不信，路将亡人，司马死”就被汉代史家引用来解释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京师的大水讹言，以及渭水虒上小女陈持弓误闯入宫的事件，认为预言了外戚王氏将篡天下之象。(80)
京房之外，西汉思想界学术界善论灾异吉凶以规范政治，能提出一套较完整的论述体系的，《易》学有孟喜、梁丘贺、盖宽饶、谷永等，《齐诗》学有夏侯始昌、翼奉、匡衡等，今文《尚书》学有伏生、欧阳生、兒宽、大小夏侯、李寻等，《春秋》公羊学有董仲舒、胡毋生、眭弘、严彭祖等，《春秋》穀梁学有刘向、翟方进等。
董仲舒以来的《春秋》公羊学，采用以灾异休咎比附历史事件和历史演变的论述方式，对汉代的政治和社会有很大影响。(81) 穀梁学在这方面则有所欠缺。刘向虽以穀梁名家，但他幼习道家方术，后治《易》学，博学多才，不受师传家法之局限。作为宗室成员，刘向对外戚王氏的跋扈专权心怀疑虑，希望建构一套灾异史观，用以警惧皇帝，于是“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着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82)。所谓“比类相从”，是按他整理宫中秘籍时所见伏生一脉的《尚书·洪范》的论述框架，将各种灾异符号依其象征意义分门别类；“推迹行事”，即将可以比附的史事依编年顺序和灾异分类，纳入《洪范》五行的框架。
《洪范五行传论》熔铸今文《尚书》洪范学和穀梁《春秋》于一炉，在公羊灾异说外别树一帜。而刘向之子刘歆所学既广，复别出蹊径，治《左传》等古文经，言《五行传》，又颇不同。班固所撰《汉书·五行志》，仿照刘向的做法，以伏生《洪范五行传》的灾异分类为论述框架，比附春秋至王莽历代之史事，兼采《易》学、今文《尚书》学、《春秋》公羊学、《春秋》穀梁学诸家，以及刘向、歆父子的论述诠释，可以说是汉代灾异史观集大成之作。
《五行志》解释自然界、社会上种种灾异现象及其在《洪范》五行灾异论述框架中的符号意义，其中属于貌、言、视、听、思五事第二事之“言之不从”，就是与言语内容、言语表达形式有关的一种灾异。“言之不从”，主要是指在上位者言论中表达出来的心态、价值观，以及用词、语气、态度不正确，不顺人心，不惬民意。例如出言不逊、夸张荒诞，取名不吉，厚颜贪婪，自专侈豪，因循乡愿，缺乏政治智能、言不当言，言语失礼失节，等等。言抒心声。俗语所谓“言以知物”，“言可贾祸”，民间智能一向认为察其言，观其人，可观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言之不从”是一种从现象观本质、预卜吉凶的方法。但汉人的解释更具神秘色彩。《五行志》说，这些言语上的妖征之出现，“是谓不乂”，反映出国家治理上的失常和失序。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虖！”(83) 在上位者发出的号令和言论不顺民心，虚张声势，昏聩混乱，当然就难以有效治理天下。这种错误的性质，在于“过差”，在于“僭”，表现为言语过分、失度，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导致阳气太盛。上天的惩罚，则是常阳，也就是炕旱不雨。久旱伤百谷，国家财政收入和民众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武力抗争等“寇难”就时有发生，于是“上下俱忧”，甚至“极忧”，社会处于极度焦虑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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