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社会氛围影响之下，以春秋中期为界，战争指导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春秋中叶以前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的残酷一面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这是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2)的现象有所区别的。具体地说，在当时军事威慑要多于会战(13)，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乃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坐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较为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重要的军事斗争方式。
齐桓公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他在位43年，参与战争20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其功业的缘由(14)。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左传》中就有很多类似的一例子：如《左传·隐公元年》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又如《左传·隐公八年》载：“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再如《左传·桓公八年》载：“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其他像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前571年，晋、卫、宋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当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由此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否则便是违背“军礼”，要受到人们的谴责，“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15)。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当时战争指导的“军礼”精神还具体表现为：
第一，关于战争的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周礼·夏官·大司马》云：“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云：“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司马法·仁本》云：“兴甲兵以讨不义。”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关于这一点，《周礼》中曾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16)对此，《司马法·仁本》中亦有类似的记载。
第二，军事行动“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行动中贯彻“礼”“仁”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17)，《左传·文公十二年》亦云：“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这都是本“仁”宗“礼”的意思。郤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这一点。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冬夏不兴师”、“不如丧，不因凶”(18)，乃成为对敌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则之一，甚至成为了一种具有不容挑战的军事禁忌。覆按史实，可谓信而有征。《左传·襄公四年》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秋七月辛卯，齐侯环卒“晋士丐侵齐，及榖，闻丧而还，礼也”。又《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楚师闻吴乱而还。”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皆为显著的事例。
第三，战场交锋的正大不诈原则。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不少具体的原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在《左传》、《司马法》、《榖梁传》、《公羊传》中均有反映。《司马法·仁本》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则云：“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19)《司马法》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痛，是以明其仁也。”又云：“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榖梁传·隐公五年》亦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而这在宋襄公的口中，便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20)。禁止在战场交锋时实施偷袭一类的阴损毒招，如《司马法》逸文就强调：“无干车，无自后射。”(21)即不准冒犯敌国国君乘的车，也不允许从背后攻击敌人。
就战场纪律而言，“军礼”要求做到禁止劫掠，尽可能避免破坏财物，扰乱民众。《尚书·费誓》即言：“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只复之，我商赍尔。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司马法》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22)
在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军礼”积极提倡“军旅以舒为主”的主张，《尚书·牧誓》对当时的作战战术有过具体的阐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即规定军队冲锋前进了一段短促距离之后，就暂停进击以整顿作战队形，这正是早期笨拙的大方阵进攻作战的基本特点。《司马法》同样讲求“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23)。一再强调“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24)。所有这一切，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司马法》、《周礼》、《榖梁》、《公羊》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视为其对古军礼的申明和执著。
第四，战争善后措施上的宽容态度。“服而舍人”是“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这一目标既已达到，便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司马法·仁本》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左传·僖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文公七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层意思。即使是对战败国的国君，也要予以足够尊重。这就是《司马法》逸文中所称的“其有陨命，行礼如会所，争义不争利”(25)。在战争过程中俘获了战败国的国君，应该举行类似于盟会时的隆重礼仪，藉此以表明该次战争的目的是出于申明道义而不是追逐利益。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进一步行动纲领就是《司马法·仁本》所说的“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吴归于陈，礼也”。又如，鲁昭公十六年“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26)。再如，鲁哀公二十四年“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27)。孔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28)的真切含义，终于藉此而昭白于今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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