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贼律》关于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的刑徒，对父母不孝的处理规定，与其他刑徒明确区别开来：
13.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其子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
私家奴婢对父母不孝，之所以不按常规处理，是因为奴婢的人身支配权在主人，不在父母。如按普通人那样弃市，将给主人造成很大损失。按《秦简·法律答问》，奴婢擅自杀害自己的子女，或将子女伤害致死，要被处以黥刑，其中包含的法律精神与汉律一致。简13将城旦舂、鬼薪白粲不孝的处理方式与奴婢相提并论，似乎不但城旦舂与鬼薪白粲对自己的人身没有支配权，即使其父母也没有支配权，其人身权属于国家。因此，父母以不孝罪名提起诉讼，政府不予受理，以免刑徒被杀，使国家遭受损失。此简没有提到隶臣妾以下刑徒不孝如何处理，但对城旦舂、鬼薪白粲的处理显然是与其他刑徒相比较而言。既然没有特殊规定，隶臣妾以下犯不孝之罪，应该与普通人一样，处以弃市之刑。这说明，隶臣妾以下刑徒与城旦舂、鬼薪白粲恰好相反，其人身支配权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父母或者他们自己。隶臣妾除“从事公”外，还有自由支配时间为自己劳动，也说明了这点。仅从这一角度而言，是否说明秦及汉初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属无期刑，而隶臣妾以下的刑徒为有期刑呢？
《二年律令·具律》中有一条典型法律条文，将隶臣妾以下刑徒与城旦舂、鬼薪白粲对举：
14.有罪当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而亡，以其罪命之；耐隶臣妾罪以下，论令出会之。其以亡为罪，当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罪论命之。庶人以上，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毋筭（算）事其身，令自尚。
按照这条律文，应判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刑罚的罪犯如果逃亡，按其所犯罪判罚，即其原犯罪再加逃亡罪。如果因逃亡获罪，应判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刑的，也按应判罪判罚。但判隶臣妾以下的罪犯如果逃亡，政府则责令其自首，然后根据情况进行判决。本来，汉初律令对一般罪犯逃亡，按是否自首区别对待，如系自出，酌情减罪。（注：《二年律令·亡律》。）但对城旦舂与鬼薪白粲这样的罪犯而言，是投案自首还是抓捕归案，似乎并不影响判罚的轻重，均按所犯罪判罚。对于隶臣妾逃亡后如何判罚，《二年律令·亡律》有明确规定：如系抓捕，逃亡一年以上者系城旦舂六岁，不到一年者系三岁；服系城旦舂三岁刑逃亡，判系城旦舂六岁，服六岁刑逃亡，判完城旦舂。有关自首的关键字残缺，使人难以了解判罚的具体内容。但《秦简·法律答问》还有线索可寻：“隶臣妾系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治（笞）五十，备毄（系）日。”即隶臣妾如果在判罚前自首，不分年限，在原刑基础上笞打五十。这较之抓捕归案加判系城旦舂刑或判完城旦舂刑，显然减轻了许多，与完城旦舂、鬼薪白粲相比，可以看成是一种优待。
关于司寇，秦汉律令均涉及较少，但汉律对城旦舂、鬼薪白粲作出特殊规定，显然是相对于其他徒刑而言，其他徒刑无疑包括了司寇。按照城旦舂与鬼薪白粲的情况推测，司寇可能与隶臣妾比较接近，简14有关耐隶臣妾以下逃亡如何处罚的规定自然包括了司寇，至于“失刑”后如何处理，以及简6有关免罪的律文，也将司寇与隶臣妾相提并论，二者明显构成了徒刑序列的另一个等级。
以上讨论了鬼薪白粲与城旦舂相同之处，以及它们与隶臣妾以下徒刑的不同之处，这些相同和不同都是相对的。如同鬼薪白粲与黥城旦舂的不同一样，司寇与隶臣妾也有不同之处，耐司寇的罪犯以耐隶臣罪诬告人，要判耐隶臣。如果二者没有不同之处，这样的判罚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这种不同是同一等级内的不同，这与它们与鬼薪白粲、城旦舂的不同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可以说，上述的相同与不同构成了秦汉徒刑的两个等级。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对城旦舂、鬼薪白粲及隶臣妾作出规定时，有时分别使用“以上”、“以下”这样的字句，“以上”包含了死刑犯，而“以下”则有可能包含庶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死刑与城旦舂、鬼薪白粲同属一个等级，庶人与隶臣妾以下的刑徒同属另外一个等级。庶人为自由民，而隶臣妾、司寇为罪犯，这种本质区别人所共知，无须多论。死刑与城旦舂、鬼薪白粲的不同，也是不证自明，而且死刑犯在汉初没有申请复审的权利，（注：见《二年律令·具律》。）它单独成为秦汉刑罚中的另一个等级。这一等级与徒刑内部两个等级相结合，共同构成了秦汉刑罚的三大等级。正是三大等级的划分，为加刑和附加刑提供了存在的空间。
二 加刑与附加刑
如上文所述，徒刑由轻到重的排列次序为：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但这并不是一个法定的排列次序，系据卫宏《汉旧仪》的徒刑年限推算而来，而且比较简单。按上表，秦汉徒刑尚有多种，特别是仅城旦舂一种刑徒，就有数种名称，它们在秦汉刑律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上述排列次序中得不到反映。《二年律令·告律》有一条关于控告不实罪及自首如何判刑的规定，为我们提供了汉初刑名的正式排列次序：
15.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舂，黥为城旦舂罪完为城旦舂，完为城旦舂罪鬼薪白粲及府（腐）罪耐为隶臣妾，耐为隶臣妾罪耐为司寇，司寇、（迁）及黥（颜）頯罪赎耐，赎耐罪罚金四两。赎死罪赎城旦舂，赎城旦舂罪赎斩，赎斩罪赎黥，赎黥罪赎耐，耐罪金四两罪罚金二两，罚金二两罪罚金一两。
这条律文虽然略有残缺，但意思基本完整，即诬告者和自首者按其所告罪及所犯罪减罪一等处罚。律文实际涉及了两种处罚方式，即徒刑和赎刑。赎刑属另外的刑罚，在此我们不予讨论。至于徒刑，其罪名由重到轻的排列次序如下：黥城旦舂→完城旦舂→耐鬼薪白粲（腐罪）→耐隶臣妾→耐司寇（迁、黥颜頯）。与上表不同的是，这条律令就城旦舂种类而言，没有斩黥城旦舂、黥劓城旦舂及斩城旦舂等刑名，仅次于死刑的刑名是黥城旦舂。我们知道，秦及西汉初期，斩城旦舂等刑罚重于黥城旦舂，为什么死刑之下不是斩、劓城旦舂等刑罚而是黥城旦舂呢？这是汉初新增法律条文还是此前就已存在？这条律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
《汉简·奏谳书》记载一个女子在丈夫死后与他人通奸如何处罚时，引到一条故律：“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奏谳书》中案例的排列次序以时间为标准，“年代较早的案件排在全书的后部，较晚的案例则排在前部”。（注：《汉简·奏谳书》整理者说明。）这个案例排序倒数第三，应该发生在汉以前。即使发生在汉初，引文既称“故律”，则这条法律存在的年代应比较久远，绝不是汉初的法律。因此，死刑之后即为黥城旦舂的律文，并非汉政府所设，系继承前代而来。
从适用性来看，死刑之后即为黥城旦舂不仅适用于通奸、控告不实及自首等案例，而且也适用于其他情况。《二年律令》：
16.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注：整理者将此条律文与简15拼接在一起。简15系对控告不实罪和自首的处罚规定，此简则是对诬告罪的处罚规定，二者明显不同，整理者误。）（《告律》）
17.证不言请（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具律》）
18.译讯人为詐（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具律》）
19.匿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与同罪。（《亡律》）
这四条律文是关于诬告罪、伪证罪、翻译不实罪、包庇罪的判刑规定。当然，律文没有明确说明黥城旦舂是死刑的次一级刑罚，但这四种情况均属故意犯罪，与简15的控告不实系过失犯罪性质不同，在惩罚上应严厉得多。控告不实罪即按所告罪降一等处罚，则这种罪行最多只能降一等处罚。另外，其他情况“各反其罪”、“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各与同罪”，较之欲致人于死地或包庇死刑犯降一等处罚的情况，已嫌偏重。如果黥城旦舂不是仅次于死刑，中间还有其他刑等，则意味着犯罪最重者，降两等或三等处罚。两两相较，轻重失调，法律完全失去了合理性。因此，在秦汉法律中，黥城旦舂应该仅次于死刑。
那么，比黥城旦舂重的斩劓、黥劓、斩、劓城旦舂等刑名，在秦及汉初法律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呢？其实，这些刑名并不是正式的刑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予以使用。《秦简·法律答问》：
20.“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
按秦律，单人盗窃，一百一十钱以下交纳罚金；一百一十到二百二十，耐为隶臣妾；二百二十到六百六十，完城旦；超过六百六十钱，黥城旦舂。（注：参见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266页。）但群盗属于官府严厉打击的对象，要按加罪处罚，所以盗窃超过一钱，即判斩黥城旦舂。即使二人以上五人以下的团伙盗窃，所受处罚也比单人严重，超过六百钱，黥劓为城旦舂，二百二十钱以上六百六十钱以下，黥为城旦舂，与单人盗窃所受处罚相比，分别增加了劓刑和黥刑。害盗与求盗作为政府执法人员，其职责为抓捕盗贼，如本人盗窃，属执法犯法，当然也要按加罪处罚。所以，这里的斩黥城旦与黥劓城旦并非适用于一般罪犯，主要针对群盗和国家执法人员。不同的是，判罚群盗先有一般盗窃这样一个参照系，在这个基础上再加重处罚，这是“加罪”的真正含义。根据“加罪”这一名称，我们不妨将通过加罪而实施的处罚称之为“加刑”。对于执法人员的故意犯罪，没有合适的参照系，就直接援引“加罪”这样的案例进行处罚。
《秦简·法律答问》中还有两条涉及斩城旦和黥劓城旦的律文：
21.可（何）罪得处隐官？·群盗赦为庶人，将盗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论，斩左止为城旦，后自捕所亡，是谓“处隐官”。
22.当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诬人，可（何论）？当黥（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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